詩人，就一般意義來講，通常是指寫詩的人，但從文學概念上講，則應是在詩歌（詩詞）創作上有一定成就的寫詩的人和詩作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陶淵明”，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
陶淵明，鐘嶸推其為“隱逸詩人之宗”，蘇東坡贊美陶詩“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把他推向了一個新高度，使其擁有了近乎神性的光輝。可這種標榜本身，也正是將陶淵明有意無意符號化之始。重重誤讀之下，那個飽經憂患卻日益飽滿的鮮活肉身不見了，只剩下一具縮略風干了的文化木乃伊，躺在博物館里，接受眾口一詞的贊譽。淵明是一部豐厚的大書，我們不能把他讀薄了。這其中，對陶淵明的誤讀主要有二。
是“隱”?是“歸”?
古今論道陶淵明，似乎都離不開“隱逸”二字。不知怎么，越讀他，卻越覺得“隱逸”二字不夠確當。比如《飲酒》，我們不要帶著快意直奔“采菊”而去。而要細細品讀他的那些不那么出名的句子，看看其中有沒有被忽略了的細節和信息?
《飲酒》伊始，淵明便夸示自己歸園田居的靜好：“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人境”，也即人多聚居的地方。淵明辭官之后，并沒有把自己藏起來，他與官員僧侶親朋舊知都有坦然往來。
“而無車馬喧”，很多人誤讀，以為他與門外世界疏遠淡泊。其實不是。他喜歡熱鬧，喜歡富有人情味的世俗生活。“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淵明的飯局很多，不是別人請他，就是他請別人。《五柳先生傳》里也有他與友人們的交游場景。是什么人出門，才有“車馬喧”的富貴排場呢，一定是令他憤然辭官的督郵那一類耀武揚威的家伙。沒有了這種人的擾攘，日子真是清凈自在。
少壯時，淵明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豪邁之思，對官場亦有著知識分子的天然想象。因此他“投耒去學仕”，十三年里，五次學做官。可見，他曾經想在官場上實現濟世的理想，卻都失敗了。生逢亂世，兵戈擾攘，他空有一身的抱負，卻找不著價值觀的對應點。前人說他“隱”，當然是對應著他曾經的“仕”。可淵明辭彭澤令，與同為“潯陽三隱”的劉遺民辭柴桑令，去向到底是不同的。淵明歸向了“人境”，倦鳥歸舊林，他回的是實實在在的家。劉柴桑卻跑去廬山，真正隱了起來，那兒卻是“仙境”!
去，還是留?他一定猶豫過，掙扎過的，所以他寫詩責備也催促自己：“田園將蕪胡不歸?”他甚至等不及天亮，“斂裳宵逝”。擺脫了官場的羈絆，他文思泉涌，連作《歸園田居》五首。淵明之“歸”，不僅是歸家，更是精神的歸根，是一個人的心神合一。他的腳下，是厚重的黃土層。
淵明似乎特別偏愛“歸”字。不僅有《歸去來兮辭》，聲聲問責自己“胡不歸”;又有《歸園田居》五首;他學《詩經》，又作《歸鳥》詩四首。其中的“翼翼歸鳥”，不正是他自己?因此，他不是“隱”，是“歸”。
再說說“逸”。人們似乎只愿意記住陶淵明句子里的詩意，卻忘記了，歸園田居的日子，總體上過得并不安逸。歸來后不久，家里就出了一樁大事，房子失火，勉力經營的殷實小家，轉眼成了灰燼。一大群兒女，“幼而饑寒”，張著小嘴大聲喊餓。淵明跺跺腳，拄杖就走。他是要躲避現實，一“隱”了之嗎?不是。他去外鄉行乞，為孩子們討口吃的。可要飯也需要本事的，得能說會道，淵明哪是那塊料。“饑來驅我去，不知何競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肯定是乞食不順利，不然不會走那么遠。終于看到一戶人家，敲開了門，話卻怎么都說不出口去。
你不由驚嘆淵明的坦蕩和真實。他“真”到了透明的地步，一點不為自己留余地。淪落至此，很多人是羞于向外人道的。他卻不后悔不回避不怨尤，艱難而努力地盡著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職責。
我們從小就熟知《檀弓》餓者不受嗟來之食的故事，以為是志氣。淵明卻很不同意：“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有人愿意施舍，有人愿意受施，這沒什么不妥，總比餓死人強得多。淵明被尊為“靖節先生”，但他一生不講大道理，也不空談操守，他只是從人性的角度，說出心中最樸實的想法。因此，朱光潛說他一生“憂憤”，卻“胸襟高超而不唱高調”，“近人情”。
所以，我們與其說淵明“隱逸”，不如說他“歸真”。
白璧微瑕?至情至性?
對于陶淵明的《閑情賦》，至今打著口水仗。
與《桃花源記》所獲得的崇高地位相比，淵明的《閑情賦》顯然是被長期遮蔽的一篇好文章。道學家們讀《閑情賦》，讀出一臉緋紅，貪婪讀完，卻又趕蒼蠅似的，連聲說不好不好。有些人卻正色到：淺薄!淵明此賦意在諷，而非勸。
《閑情賦》到底是怎樣一篇文章?
“愿在衣而為領，愿在裳而為帶，愿在發而為澤，愿在眉而為黛，愿在莞而為席，愿在絲而為履，愿在晝而為影，愿在夜而為燭……”詩人愛上了一個姑娘，為她神魂顛倒，他多么想成為她衣上的領、地上的影，或者是她頭上的膏澤、腳上的絲鞋、床頭的蠟燭、身下的涼席、手中的竹扇、窗下的桐琴……這愛情，來得太濃太癡，令人心驚肉跳。
后人評注，多對《閑情賦》持“無深意”之說，草草搪塞了之，蘇軾為淵明開脫，“如《國風》，好色而不淫”。
是也非也，其實都是在誤讀。
陶淵明作《閑情賦》，是學張衡《定情賦》和蔡邕《靜情賦》，卻沒人非議張衡、蔡邕!此類賦體散文還有很多，《止欲賦》、《閑邪賦》、《正情賦》、《靜思賦》……也都沒人吭聲，卻為什么獨獨覺得陶淵明不合適不應該不可以?
綜觀上述多篇此類賦文，其篇名第一字，如“定”、“靜”、“止”、“正”等，皆作動詞之用。如此一來，多情公子個個就又都搖身成了君子人也。這也是儒家正統文學觀念的必然。其實淵明說自己是學張、蔡而作《閑情賦》，其“閑”字，亦必作動詞理解，如《周易》里的“閑邪以存其誠”，此“閑”，“防也”。可見，《閑情賦》之“閑”，絕非“閑情逸致”之意，而取其“防范”之說。青年陶淵明并非登徒子，他的愛情狂想還是“收”了回來的。他似乎早料到了后世的閑言碎語。可他忘了，愛情詩從來都難脫“百勸而無一諷”的指摘的。
但為什么一定要“諷”呢?步入晚年之后，“人淡如菊”的陶淵明，早年竟有過如此濃烈熾熱的愛情想象，當更值得我們珍惜才是。《閑情賦》分明是一座文化大山的精神端倪，是一條文化長河的源頭水流。而在各種人生遭際的錘煉之下，這可貴的情感種子，終于破土萌發，使淵明成為了一名厚實深廣至性至情之人。
而陶淵明之所以成為陶淵明，在于他不僅有愛情親情，還有對世人普遍的同情。淵明在外做官，曾給家里派去一名幫工，卻不忘寫信叮囑家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痛恨官場上的勢利眼，無論貧富貴賤，都是父母的孩子吧，生來當平等。“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淵明偉大!他有著一顆至性至情之心。
他既有如此深廣的同情心，《桃花源記》也就成了必然。他多么希望世上真有這么一個地方，沒有戰亂饑饉，處處芳草鮮美，屋舍儼然，黃發垂髫，怡然自得……朱光潛憐惜陶淵明，說他書生弱質，“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謀生”。這話大錯。淵明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為官放了多少賑，修繕了多少城廓，他是為世人在精神上建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想國”，讓現實悲哀的人們在那里寄放他們對明天的希望。誰說他沒有大濟蒼生的能力?濟，既可以是一個人對現實世界的諸般努力，也可以是吮毫搦管對精神世界的塑造支撐。“桃花源”并不虛幻，它為后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之“源”，幽深的文化之“源”。這更是一種整體的救贖，是真正的“大”濟蒼生。
淵明一點不文弱，其“理想國”所噴發的精神力量，敵得過千軍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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