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歌流派，是繼承東晉陶淵明的山水田園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韋應物、柳宗元等。以反映田園生活、描繪山水景物為主要內容。
其中以王維成就為高，他是詩人，又是畫家，能以畫理通之于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于李杜之外，別立一宗，對后世影響很大。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歷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yōu)，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yōu)游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jié)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后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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