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之驢》是柳宗元的作品《三戒》中的第二篇，文體為寓言。
一、虎非“虎”也
寓言就有寓意。其所寫的形象可以根據時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創造出獨特的藝術構思。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在國家繁榮發展的大局中，作為國人，我們應尊重他人、他國的風俗習慣，做到不卑不亢，和睦共處。倘若把自己當作“虎”而非要吃掉“驢”不可，何談共同發展?據此可擬《別欺負“外來和尚”》的文題，論一論自己的認識。從環保的角度來說，我們往往倡導人與其他動物的和諧相處，以利于生態的平衡。是否可以讓其他“低等動物”也友好相待，共同繁榮呢?由此立意，擬出個《“虎”不是山中之王》的佳題，學寫童話、寓言，比寫人應保護動物的立意可能更高，更別出心裁吧?
二、“驢”不止二技
《黔之驢》一文中，驢除了“一鳴，一蹄”以外，似乎別無它技。余下留給人的只有令人深惡痛絕的卑視，再無半點憐憫之心。每當讀到此，我都不由地要為“驢”扼腕而嘆：生活中又何嘗不是“驢”多而“虎”少，弱者多而強者少呢?是弱者，就應有允許弱者生存的方式和空間，是弱者，也應有弱者吶喊的權力才對，總不能伸著脖子等死，被踢了一腳就咽氣吧?寫一篇《“驢兒”當自強》如何?即使死了也要死得堅強，死得其所，死得一鳴驚人，而非給人“死不足惜”的鄙視。再試擬題《試論“黔之驢”》、《驢的哀怨》。
《傾聽“驢鳴”》也頗為精彩。在立意上借“驢”的一鳴去反映諸多的社會現實，形式上新穎別致，可以避免落俗!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而寫作是作文與做人的統一，作文與生活的統一。談一談“黔之驢”，也有助于課文與生活的統一。
“驢兒”不止“鳴、蹄”之二技，也許哪一天就會上演一出“驢兒”踢死“老虎”的好戲――等著瞧吧!
三、虎、驢本是“一家”
虎、驢均是動物家族中的一員，既是一家，則可資源共享。你吃你的肉，我食我的草，相安無事，多好!別仗著自己的血盆大口就以為“此山是我呆，此路是我開”的，大家都有份兒。況且，虎一開始還是挺怕驢的，虎就讓一讓，讓人“三棵草”又何妨?想想古人爭地還能“讓人三尺”呢，何憐“三棵草”乎?
鑒于上述分析，想必你亦有一種寫作的沖動，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也。歷史的畫面，現實的生活歷歷在目。寫一篇《虎≥驢?》，敘一敘生活中的人與事，得與失，辯證地分析問題!中美貿易問題或許就是很好的素材。人類需要大同的社會，何不讓需要成為現實?
四、“好事者”哪去了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后文巧妙地將“好事者”一筆撇開――因為他同后面的情節沒有關系。但讀者的思維卻不能因此嘎然而止。從驢被“斷其喉，盡其肉”的悲慘結局看，“好事者”實為“壞事者”!把驢運來了，就要善待它。既不能因“至則無可用”就忽視它真正的價值，更不能“放之山下”任其自生自滅!想來，好事者沒有事前認真分析：我要這驢做什么?它確實又能做什么?即使什么也不能做，也不能“驢放南山”，以至“驢入虎口”啊!你是解決了虎的一日三餐，卻也傷了驢的一命喲!
韓愈在《馬說》中曾云：“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既為驢而嘆，也怪“好事者”非伯樂也。
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如此?成堆的進口機器銹成了廢鐵，高薪聘用的人才被束之高閣。究竟是缺少可用的人才，還是缺少識人才的“人才”呢?王勃在《藤王閣序》中有兩個句子說得好：屈賈誼于長沙，非無圣主。現可改為：屈驢子于山下，非無伯樂。以這樣的角度分析，習作思維角度可謂別有洞天。如：《別做“好事者”》、《為“好事者”上一課》、《寂寞的驢》……
文中的“好事者”又可被視為一個不關心他人生命的人。用《驢之死》來透析社會中某些人對生命的踐踏與戕害，批駁假藥、假酒，“假”字當頭的不法之行給社會帶來的公害。這種由此及彼的獨特體驗視角難道還不能震撼人的視聽?此外，《鳴・蹄・生命》，也可將生命演繹得讓讀者耳目一新，掩卷長思……
散文大家柳宗元是不會想到《黔之驢》會帶給后人如此多的美妙聯想的。這不怪先生，只要我們樂于鉆一鉆，視角寬一寬即可!磨磨腦子比較累，但是能活躍思維，深入思考，開闊視野，教師有所益，學生有所得，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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