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閑談》寫于1925年4月22日。當時，以北洋軍閥政府為中心的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為了對抗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在思想文化戰線上提倡“尊孔詩經”，妄圖用封建思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革命運動。針對這股反動逆流，魯迅寫了這篇批判奴化思想的戰斗檄文。文題似小，旨意卻大。名曰“閑談”，好似信口而言，實則別具匠心，嚴密為文，讀后令人叫絕不已。
文章從細腰蜂用神奇的毒針毒害小青蟲，使其中“不死不活”、“不動不爛”既無抵抗之力，又能保持新鮮的狀態下，作為幼蜂的食料這里起筆（即1、2、3自然段）。然后用聯想的方法，順勢從細腰蜂的麻醉術轉到中外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之上（即4、5、6、7自然段）。文章首先指出，中國千百年來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的儒家思想，就是麻痹人民的神奇藥品，但這種藥品卻不如細腰蜂的毒汁那么靈驗。以《二十四史》為標志的改朝換代的史實，便是歷代人民被反動統治者從麻痹到清醒至反抗的鐵證。歷史如此，現實又如何呢？文章指出，現代的中外反動派，為麻痹、奴役中國人民所苦心泡制的新的精神藥品，無論是帝國主義拋出的“特別國情論”，或是“特殊知識階級”鼓吹的“進研究室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文學家發明的“莫談國事律”，或是中國封建遺老宣揚的“圣經賢傳法”，以及俄皇欽定的“不準集會，不許開口”的戒律，都是麻痹人民的妙方。目的在于使其成為“不死不活，不動不爛”的獵物供他們享用。然而，可惜這些精神藥品并末起出中國古賢的范圍，所以同樣不是靈驗。要不尼古拉二世怎么會有“龍馭上賓”的下場呢？可見人民是不可久欺的，而革命遲早終將發生，縱有掉腦袋的危險也要進行下去。為了表達革命人民這種斗爭精神，在文章結尾部分（即第8自然段），援引了“刑天舞干戚”的神話傳說，以刑天無頭仍有反抗的“猛志”使得“闊人的在下一時難得太平”故事，歌頌了被統治者至死不屈，戰斗不息的精神。這不僅是講神話，也是談現實。“五”運動的事實難道不就是這個故事的血一般的注釋嗎？
一篇短文，以蟲喻人，以“史”顯“時”，援古證今，包容了如此豐富的內容，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革命哲理，讀來卻妙趣橫生，余味無窮，使人愛不釋手，何故？我以為這是作者善于抓住事物本質特征進行類比的結果。當作者把細腰蜂釋毒為幼蟲獵弭的生物競生現象和中外反動派用各種精神毒品麻痹、奴役人民聯系在一起時，小題便顯出了“大旨”。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作者抓住一個“毒”字大做文章，一切從“毒”字派生，一切又歸結為一個“毒”字。這樣行文寫作，不信題旨集中，條理井然，而且饒有風趣，灑脫自然。另外，就是以“閑談”為文題材。既是閑談，生物搏斗、階級斗爭、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天上地下，古今中外的事，都可漫無邊際地扯在一起。而當這些材料都和本文揭露問題和歌頌的對象聯系在一起時，“閑談”的內容便變成了莊嚴的主題了。這就是喻莊于諧的藝術手法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