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完人藝李六乙導演新排的曹禺話劇《北京人》，第一個感覺是曹禺很像音樂家馬勒。
曹禺在落筆《北京人》時，周圍的人們在關注革命，而他卻在關注人們心中的一種困境，一種終將到來的心靈革命，所以注定時時知音不多，然而多年以后，人們發現，他是預言家。
在《北京人》當中，你可以看到一種衣冠楚楚的絕望，也正因為是解決了溫飽之后的衣冠 楚楚，這絕望才來的更加讓人警覺。在《北京人》當中，你也都能看得到人群中的一種孤單，一個人時還好，然而在人群中，在復雜的人際關系中，人才真正地孤單起來，而這孤單也才來得更加讓人防范。所以，看話劇《北京人》，你沒有任何因歲月而產生的隔膜，反而覺得，這就是寫給當下這個時代寫給我們的。話劇中每個人的心靈困境，臺下的我們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內心的影子，這很恐怖也很解渴。所以走出劇院，你會想：為什么劇中人與我們，看起來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可卻不知道該去恨誰？而誰又是受害者呢？
新排的這部《北京人》，對于人藝來說應該很重要，在人藝的傳統中，似乎更強于清明上河圖般地為時代記錄心理，用濃濃的京味透過典型人物為社會畫像，然而與此相比，人藝的劇目中，直指人心的痛楚與人性困境的大戲還不算多，《北京人》算是一個，這也為人藝未來的傳統添加了一個有益的種類。
導演李六乙在《北京人》之前，沒少在小劇場里探索，甚至有的探索并未得到人群中有益的回響，然而這一次，小劇場的探索在大劇場的《北京人》當中，悄悄地補充著營養，尤其可喜的是這種反哺并不是在外在的形式上，而是在內容之中，也就是對人群中心靈困境的一種巨大的好奇與描述，我相信，過去的幾年之中，李六乙本人也一定在自己的內心中，經歷過很純凈很藝術的一種很尖銳的心靈沖突，否則，《北京人》的這一口氣不會如此連貫。
遺憾與可喜的是，曹禺并沒有在《北京人》的結尾為 我們安排一個過于亮色的結尾，他用劇中人的口說：一切還需要等待，或許有的時候，當你可以準確地表達困境與絕望的時候，就是希望的開始，就如同我在真正痛苦的時候，并不是聽輕松的音樂而是聽馬勒的交響曲，在痛苦的碰撞中，痛苦才有所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