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夢云
陳獨秀、胡適，是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兩顆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念，陳獨秀與魯迅比較接近，都傾向于比較激進的左傾革命立場，較多地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而反對胡適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兩人保持了終生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后也是由胡適為之作序出版的。
論個性，兩人也可以說是迥異其趣。從五四時代就與兩人有交往的魯迅，不怎么喜歡陳獨秀和胡適。他曾經寫過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較陳、胡二人的性格：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當然這只是魯迅個人的意見，不能說這就是定論。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時，走得匆忙，書信文稿多未帶走。胡適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前所長耿云志先生看過這些大多沒有發表也不準備發表的私人文稿書信，寫了一篇《中國現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于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一個胸懷坦蕩、掬誠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適新論》，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頁）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像忠厚長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兩人吵得最兇的時候，是陳獨秀成為中共領袖叱咤風云的那幾年，焦點是在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和群眾運動上面。陳獨秀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根源于帝國主義的壓迫。胡適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問題有什么簡單的根本解決方案，反對“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頭上”，更反對群眾反帝游行中焚燒報館等暴力行為。兩人在這些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有次辯論到激烈時，平時頗具紳士風度，舉止溫文爾雅的胡適，竟然拂袖而去。
胡適后來寫信給陳獨秀，說：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的領袖，對于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我很感怪詫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里為是為非，絕沒有被自命為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惟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版，第356頁）
對于胡適這樣嚴重的批評，陳獨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擊。他對胡適，猶如兄長之于小弟，很愛惜胡適之才，盡量避免與他正面沖突，只是設法在文章中從側面點撥。
胡適呢，一生極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年，胡適還是默默無聞的留學生的時候，就是在陳獨秀的催促鼓動下發表了那篇《文學改良芻議》，并且陳獨秀自己也發表一篇《文學革命論》與之呼應，大加推崇。胡適以此而少年成名，陳獨秀可以說對他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適知道，他們二人頭腦中仍然保留著容忍異己的共同底線。
正像他給陳獨秀信中所言：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我們腦子背后多少還有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敵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6頁）
1927年以后，陳獨秀先因托派等問題被開除黨籍，后來又被國民黨通緝，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適對于陳獨秀的被捕，向來盡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一回，他協同一批朋友，盡全力營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陳獨秀免于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待審期間，胡適發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贊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勞和他一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他主編的《獨立評論》刊出傅斯年《陳獨秀案》，公開為陳獨秀辯護，稱他“背后無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要求“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國民黨今日絕無殺害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之理，應當“依據法律進行特赦”，予以釋放。
這年12月1日，陳獨秀從獄中寫信給胡適，感謝他和一班朋友奔走營救，再要胡適給他寄一批書，供獄中閱讀。還要胡適催促商務印書館早日出版他的書稿《拼音文字》。然而商務印書館礙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適乃與趙元任私下里籌集了1000元，當稿費送給陳，供其生活之需。
抗戰爆發后，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請托，終于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
抗戰中，陳獨秀幾經輾轉，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凄涼清苦。當初陳出獄時，胡適曾設法轉托一家美國出版公司，要他們邀請陳獨秀去美撰寫自傳，陳謝絕了。后來胡適任駐美大使，得知陳獨秀景況，除經濟上幫忙以外，又大力設法讓陳獨秀出國療養。但是陳獨秀一身錚錚傲骨，寧愿清苦自持，絕不肯在這個民族戰爭的苦難歲月里出國避難。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于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包括許多曾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