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我們說建立民族的信仰。然而信仰不是憑空產生的，要有民族傳
統文化做它的基礎。熊十力是中國當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他的信
仰當是民族的信仰，而其信仰的根底來自中國的傳統。
他自述較早從王船山思想處獲得信仰建立的啟示：
“乃忽讀《王船山遺書》，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
原一誠而無幻，即幽即明，本一貫而何斷？天在人，不遺人以同天。
道在我，賴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陽之寶筏，洙泗之薪傳也。”
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確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
先祖精神。是什么將民族聯系起來？是愛。沒有對民族先祖的認可與
愛，民族無以聚合。忘記、否定先祖，民族之愛必會減弱，民族聚合
必將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內核。
我們不主張神道設教，但主張對民族有一種類似宗教勝乎宗教的
民族信仰。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現代許多文化前輩都主張對本國歷
史、文化與先祖抱誠摯的溫情與敬意。他們向國民解釋，熱烈的信仰
總與火灼的激情相隨，民族信仰所激發的愛國熱情，將會爆發無可估
量的物質力量。
發揚民族信仰乃可求得團結國人、對外一致的精神武器。一個民
族要有組織力。戰時要有組織力，戰后經濟競賽也要有組織力。
最大的組織力是什么？不是制度，不是法令、不是懲罰、不是金
錢的刺激，而是民族的信仰心。在國與國的競賽場，沒有民族信仰，
“個人”參賽，或許會贏，“團隊”入場，必然出局。不要說打仗
（“兵戰”與“商戰”），即使是一場球賽也會輸（譬如足球）。
世界民族的競賽既是武器與財力的比試更是民族組織力的比試，
是民族信仰力的比試。此正如戴季陶所說：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殺
人的事情。在戰斗中人人都知道軍令是絕對必要的。但一旦失卻了信
仰，發命令的指揮官自己也可以逃脫。受命令的人更可能全場嘩變。
“讀《揚州十日記》的人該曉得那時五百個滿洲兵斷沒有屠殺揚
州的能力。讀《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鎮兵哄的時候，該曉得失去了信
仰的命令不過是等于爛紙堆里的臭八股。”
中日甲午戰爭，軍力大體相同，中國敗戰非敗于“物”，而于
“心”。一代將盡，先亡者是其氣數，是其信仰，是其民族心魂。有
清將亡，九州中國可嘆已少“信仰”可語，國人精神已經渙散，一切
命令皆成爛紙。
正因為如此，當胡適學派以反對“崇古”與“迷信”為理由，對
中國先祖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義。
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說：“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
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各民族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
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
即無從說起。且神話有起于神話之后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
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于陳壽
三國志）。
他強調，要斷某傳說是假說偽造必須拿得出相應證據，不可無據
而臆斷某傳說某古史是假造。懷疑古史，理由是某些古史（包括傳說）
無確實考古證據。
然而反過來，說某一古史與傳說屬假造，也同樣要有證據，“欲
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錢穆說，有時驟視兩
傳說確是相反，不能并立，也不可輕作否決，“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
新的解釋”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新鮮之意義與地位”。
他在編寫《國史大綱》時，提倡“國民當知國史”，確信知“國
史”方能建“信仰”。他說：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
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只算
是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國民。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
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于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
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所謂對其本國已
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
的虛無主義。
顯然，我們在說到信仰時候，一定要注意提倡建立民族的信仰。
現代化是民族的現代化，離開民族的聚合不僅在“兵戰”中戰敗，也
將在世界的“商戰”中失利。要做到民族的聚合，民族信仰的建立須
臾不可忘記。要建立民族的信仰，要對中國的歷史、語言與一切有益
的文化持一種“溫情”與“敬意”，要對祖宗先賢持一分景仰與禮敬。
無有對祖宗先賢的景仰，對歷史語言文化的景仰，我們將陷入民族虛
無主義的泥沼中去。民族信仰建立不起來，中國文化的建設只是不切
實際的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