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師報 2003-04-18 國 熙
案例
Ｓ中學是北京市較早設立的一所民辦中學，辦學層次為普通高中教育。學校在北京市曾有一定的知名度，只是近幾年因生源減少，辦學經費出現了缺口。２００１年６月，北京市某公司與Ｓ中學簽訂了合作協議書，約定合作辦學。協議簽訂后，該公司向Ｓ中學支付了９萬多元的合作辦學費，Ｓ中學在校園公告欄上粘貼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孫某的照片，表明孫某系Ｓ中學副校長，并在學生家長會上向家長介紹孫某為學校副校長。此后，孫某即以“Ｓ中學超常實驗班”的名義在全國范圍內發布招生宣傳廣告，廣告中含有“師資力量由清華、北大、北師大３所名校教授、博士、碩士和北京特高級教師組成”等內容。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小東（１２歲，小學畢業牭齲趁學生的家長看到招生廣告后來到Ｓ學校，與學校簽訂了《超常實驗班學生協議》，協議約定：“乙方（小東犠栽附荒杉追澆萄Э蒲性拗費３萬元，每年交納學雜費１．５萬元”，“甲方（Ｓ中學牪捎孟冉的超常實驗教育模式……縮短學制，初中、高中學制各為兩年……保證乙方考入國家教委排列的前１０名重點大學本科”。協議落款處印章為Ｓ中學超常實驗部，并有孫某的簽名。協議簽訂后，小東等學生即入讀于Ｓ中學超常實驗部（設在Ｓ中學校內，后幾經搬遷牎Ｓ捎詼匝校的管理措施和教學質量不滿，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小東等３名學生一紙訴狀將Ｓ中學告上法庭。原告訴稱，Ｓ中學在接收學生入學后，未能按照協議及招生廣告規定組織教學，管理混亂，教學質量無保證，現學校停課造成學生求學無門的結果，要求學校退還所交科研費、學雜費并賠償損失。Ｓ中學辯稱，原告的協議書并不是與學校簽訂的，也沒有蓋學校的章，學校只是出租校舍供孫某辦學之用，學校也是受害者，故原告應起訴孫某而不應起訴學校。２００３年２月，北京市海淀區法院一審判決Ｓ學校退還原告科研費、學雜費５４５００元，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后，原、被告均未上訴。
評析
近幾年來，一些原本聲譽較好的民辦或公辦學校因辦學經費短缺，發展面臨著一些困難，而某些企業或個人也欲借助教育實現自己的經濟或其他目的，在此情況下，兩者之間以合作辦學的名義實現“聯姻”，后者以前者的名義設立“分校”、“分部”，前者向后者收取一定數額的“合作辦學費”。事實上，有相當一部分所謂的“分校”、“分部”，在教學、管理方面與“母校”沒有任何隸屬或合作關系，兩者的“合作”僅限于“名”與“利”的使用和回報上。這樣一來就可能產生許多問題，諸如：合作雙方因“合作辦學費”的支付問題發生的糾紛，學生與“分校”、“分部”或“母校”之間因教學質量問題而發生的糾紛，等等。這些糾紛一旦訴諸法庭，其中“母校”一方往往被判決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一、誰是本案適格的被告。
小東等學生及其家長，要求Ｓ中學超常實驗部退還所交科研費和學雜費，在多次協商無果的情況下，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但在訴訟中，Ｓ中學超常實驗部不能成為本案適格的被告。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訴訟中的被告可以是公民、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組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４１條規定，法人非依法設立的分支機構，或者雖依法設立，但沒有領取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以設立該分支機構的法人為當事人。本案中，超常實驗部是Ｓ中學名下的分部，未獨立領取辦學許可證，不具備法人資格，不能成為本案的被告。
Ｓ中學是本案適格的被告。在原告與學校簽訂的《超常實驗班學生協議》中，甲方為“北京市Ｓ中學”。雖然該協議落款處印章為北京市Ｓ中學超常實驗部，但有足夠的證據證明，Ｓ中學才是該協議權利、義務的承受者。首先，Ｓ中學在與北京市某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書中，約定合作辦學，認可超常實驗部使用Ｓ中學的名字。其次，Ｓ中學超常實驗部以Ｓ中學的名義對外招生，報名地點在Ｓ中學，所招學生在Ｓ中學校內上課并使用校內設施。再次，Ｓ中學向超常實驗部提供了收據，該實驗部收取了小東等學生交納的款項并出具了收據。再有，Ｓ中學認可孫某為該校副校長并向學生及其家長做了公示，孫某在任職期間以Ｓ中學的名義實施了與學生簽訂入學協議、向學生收取相關費用的行為。最后，上述行為足以使學生及其家長相信Ｓ中學超常實驗部系Ｓ中學開辦，學生及其家長正是基于這一判斷選擇與學校簽訂協議、辦理入學手續等。根據上述事實，可以認定以Ｓ中學超常實驗部之名進行的民事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Ｓ中學承擔，Ｓ中學確系本案適格的被告。
二、Ｓ中學何以被判擔責。
Ｓ中學作為這起教育合同糾紛案的被告，為什么會被法院判決承擔退還所收款項的民事責任？我們來看看合同的內容。顯然，Ｓ中學超常實驗部在招生過程中發布了虛假廣告，廣告的部分內容也寫入了教育合同中。在《超常實驗班學生協議》中，學校保證學生考入國家教委排列的前１０名重點大學本科。事實上，教育部（而非國家教委牬游炊源笱ё鞴排名。而且，學生的成績與自身的素質、努力乃至臨場發揮有很大關系，外部根本無以保證。可見，廣告和協議都作了不切實際的、甚至是虛假的承諾，這些承諾或約定根本無法兌現。小東等學生正是在受到欺騙、誤導的情況下與學校簽訂了協議。從法律上講，這樣的協議或者無效，或者可由受害一方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撤銷。
更為重要的是，《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設立、變更和終止，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審核、批準、注冊或者備案手續。Ｓ中學作為一所經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政府審批成立的全日制學校，其辦學許可證中注明學校的辦學層次是普通高中教育，招生對象為初中畢業生。Ｓ中學超常實驗部開設初中和小學層次的教育，超出了審批登記的范圍，屬于違規辦學。小東等學生在入讀Ｓ中學超常實驗部之前為小學畢業生，《超常實驗班學生協議》約定學生入讀于超常實驗部初中年級。這一內容超出了Ｓ中學民事行為能力的范圍，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沒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小東等學生和Ｓ中學簽訂的《超常實驗班學生協議》屬于無效合同。
《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后，因合同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本案中，在合同被確認無效后，Ｓ中學應向小東等學生退還所交科研費及學雜費；而且，由于是Ｓ中學的過錯行為導致合同無效，Ｓ中學還應承擔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的責任。
三、案外的警示。
從情理上講，Ｓ中學也是一個受害者，它為獲得“合作辦學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盡管Ｓ中學在向學生承擔了民事責任后可向合作辦學者追償損失，但馬拉松式的訴訟也將讓原本安寧的學校疲于應付。在此，我們忠告每一所學校（尤其是名校牐珍惜自己的名譽，提高法律意識，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