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73年在有著“河姆渡”這個古怪地名的地方，發現了六、七千年前的文化遺存，這個地名就一下子廣為世人所知了。其實，河姆渡之名與“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黃公有關。夏黃公又叫黃石公，傳說張良年輕時曾在圯橋替黃石公“三次進履”，得到了他送的一部《太公兵法》。黃宗羲的《四明山志》說，他的墓就在余姚江邊的覆船山。起兵反秦的劉邦久聞“商山四皓”的名聲，曾派人聘請四皓出山相助而未得。四皓作《采芝歌》：“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予以拒絕。等到劉邦想廢太子而立寵妃戚夫人所生子趙王如意時，張良設法請來了商山四皓輔助太子，才得以穩固了太子的地位。夏黃公死后所葬的余姚覆船山又稱黃墓山。其下渡口“黃墓渡”又稱“夏墓渡”，按照當地方言就成了“河姆渡”，也是那個時代的特色。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孫國平研究員贊不絕口地一再說：河姆渡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此地的民風也依然純樸，另一個離河姆渡遺址七公里的田螺山遺址所在地的三七市，和它臨近的四六市一樣，至今仍然名如其實地每逢每月的三、七日有六次集市，而著名的余姚楊梅，也以三七市山里的為最好。
正如人們對于兒童時的記憶，越是史前的人類早期文明就越難以回憶。然而無論是河姆渡堆積的四個文化層，還是田螺山的六個文化層，都像是找到了一本失落了多年的記事本，仍然可以喚起不少往日的回憶。匪夷所思的是，六、七千年前的植物，由于長期處在中性水的浸泡下，在它們被發掘的瞬間，仍然保持了鮮艷的色彩，甚至有的稻穗連谷芒、稃毛等仍然依稀可見；而茶樹與漆碗甚至蠶絲的發現，則讓人不得不對這些東西作出新的認識；“井”字形迭木水井，則不僅解決了當時取水所用小型陶器的生活不便，也是后世造字為什么寫作“井”字的依據。
孫國平特別向我們指出：榫卯結構的干欄式建筑是河姆渡人高度智慧的結晶。田螺山遺址中的整排建筑采用了挖坑埋柱的方法，柱下埋有大于柱徑的木板柱礎，阻止了承重立柱的下沉。類似于寨門的木墻外水面上則有獨木橋通向對岸的稻田，河里則有船可供采獵捕魚，簡直是一幅世外桃源其樂融融的田園生活圖景。
從余姚到紹興，恰逢正月十五，一邊望著下榻的越都飯店前廣場上空，不斷冉冉升起的無數孔明燈，一邊與孫國平討論著白天看過的“江南第一大墓”。那是《越絕書》所載勾踐之父允常的“木客大冢”。其整個墓坑是從山頂巖層向下挖掘而成，共挖去16000多立方米石頭，在缺乏鐵器的青銅器時代，這是一項何等艱巨的工程！其幽深的墓道長達54米，巨大的墓坑長32米，以長方形巨木構成的長條三角柱形木槨室，也是考古史上第一次發現的。借了孫國平的光，那天我們進到大冢里見識了一回長達6.01米，直徑1.15米，樹齡在千年以上的獨木棺。仍然可見槨室方形巨木內側涂有的黑漆，這讓我覺得：越人在河姆渡人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痕跡，表明了他們和中原文化有著并行繁榮發展的'事實。
晚于河姆渡的是良渚文化，從余杭良渚博物館出來往北不遠處，有一座莫角山周邊的良渚人的城池，站在莫角山北側的河池頭村可以發現，所謂“池頭”原來就是城濠的一部分，散布在這里的池子，仍然依稀可以連接成完整的城濠。在考古所副所長劉斌的帶領下，踏上了五千年前的城墻，有人問：當時這座有七公里多長城墻的城里，能有多少人口？劉斌的回答是：如果每人一天從山上運來這種可以防洪的、密度大的硬土一立方，一萬人需三年才能筑成這個底鋪塊石，最寬處達百米的夯土城墻。
城中心用來祭祀的莫角山也是用土堆成的，和良渚人的玉琮、玉璧上圖案雕刻的細致精美一樣，都表達了他們對于大自然中未知力量的敬畏。人是社會的，但他畢竟首先是屬于自然的，現代人沒有必要像古人那樣去敬畏，但如果不去善待自然，總有一天也必將會受到自然的制裁，不知道當時的古人是否已經為后人感到過了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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