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上，18世紀被稱為“啟蒙的世紀”，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皆深深打下了啟蒙運動的烙印，譬如，英國的啟蒙運動與工業(yè)革命、法國的啟蒙運動與政治革命、美國的啟蒙運動與憲政體制、德國的啟蒙運動與哲學的“哥自尼革命”。然而，長期以來，正如哈耶克所抱怨的“人們在論及啟蒙運動的時候，就好像它代表著一套由同質(zhì)性理念組成的思想體系”，啟蒙運動的差異性與多樣性被忽視了。在哈耶克看來，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有兩個不同脈絡(luò)：一是從伏爾泰到孔多塞的法國哲學家，另一個是從曼德維爾、經(jīng)由休漠和斯密再到伯克的蘇格蘭和英格蘭思想家。實際上，這兩種不同脈絡(luò)譜系不能全部涵蓋啟蒙運動的國際規(guī)模。20世紀下半葉，隨著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的復興，18世紀各國的啟蒙運動比較研究日漸成為新的研究論域，并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大大深化了對啟蒙運動多元性與復雜性的認識。本文首先分析了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其次簡要介紹國內(nèi)外迄今對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最新進展與主要成果，最后就今后進一步深化這一研究提出一些想法與思路，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動啟蒙運動的比較研究及其對文明多樣性的探究。
一、當前開展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意義及價值
與啟蒙精神的對話，是各個時代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谶@樣的問題意識，上個世紀施密特為我們匯編了一本很好的文獻資料—《啟蒙運動與現(xiàn)代性：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該書圍繞“什么是啟蒙”收錄了18世紀晚期和20世紀的一批思想家，如康德、哈曼、費希特、哈貝馬斯、霍克海默、�？碌热藢@一問題的回答、回應和分析，是那兩個時代的哲人們留給我們不斷進行思想再啟蒙的重要財富。時代在發(fā)展，社會在急劇的變化，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啟蒙及其思想遺產(chǎn)，我們應該怎樣繼續(xù)啟蒙，這不僅是開展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出發(fā)點，也是落腳點與最終歸宿。我們簡要地闡釋一下新世紀開展這種比較研究的意義及其啟迪價值。
二、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新進展
盡管“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術(shù)語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1784年康德與門德爾松在論辯“什么是啟蒙”之時就使用了德語的“啟蒙”一詞。但長期以來，西方談及啟蒙運動基本卜言必稱法蘭西，乃至在20世紀60年代彼得·蓋伊還宣稱：“盡管18世紀有諸多哲人，但僅有一種啟蒙運動”(6)( Y3)。在國外，這種認識偏狹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有所改觀。
(一)“單數(shù)的啟蒙運動”研究越來越受到挑戰(zhàn)，
“復數(shù)的啟蒙運動”研究越來越成為共識�！皬蛿�(shù)的啟蒙運動”是波科克在一部關(guān)于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著作中明確提出的概念術(shù)語。在波科克看來：“啟蒙運動是在許多形式中發(fā)生的，單一的定義和歷史只是它的一個部分，而且我們最好考慮到啟蒙運動有一個家族，并闡述其家族相似和內(nèi)部爭執(zhí)。波科克不僅通過提出“復數(shù)啟蒙運動”的概念向長期流行的.“單數(shù)啟蒙運動”的觀念發(fā)起了挑戰(zhàn)，而且著力挖掘了同樣受到長期忽視的英格蘭啟蒙運動。實際卜，持有這樣洞見的也并非僅波科克一人，只是與波科克復興英格蘭啟蒙運動不同，很多學者推崇大不列顛啟蒙運動的另一重鎮(zhèn)—蘇格蘭啟蒙運動。譬如，約翰·格雷在其名著《自由主義》的第三章中集中論述了蘇格蘭啟蒙對自由主義、對美國啟蒙運動的歷史貢獻。巴爾內(nèi)斯在一篇書評中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打抱不平：“當我們談及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我們通常只會想到法國的啟蒙運動，但與之同時發(fā)生在蘇格蘭的啟蒙運動其實與法國理性主義者所開創(chuàng)的啟蒙在很多方面一樣舉足輕重�！闭沁@些學者開創(chuàng)性地將啟蒙運動研究的觸角伸向英格蘭啟蒙、蘇格蘭啟蒙以及美國啟蒙，不僅壯大了啟蒙運動的家族陣營，而且客觀揭示它們相映成趣，使“復數(shù)的啟蒙運動”漸成為共識。
(二)對18世紀各國啟蒙運動的民族特色與差異性有深刻的認知。一般認為，18世紀的啟蒙運動雖以法國啟蒙運動最具影響，但蘇格蘭啟蒙運動、美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啟蒙運動亦各具特色。蘇格蘭啟蒙運動生發(fā)于宗教改革與“光榮革命”之后，被視為一場“后革命”時代社會轉(zhuǎn)型的思想啟蒙;美國啟蒙運動盡管經(jīng)常被看作是英法啟蒙理想在北美的實驗與實現(xiàn)，但其成功的奧秘更多地被解讀為是對傳統(tǒng)(清教與古典主義)的返本開新與推陳出新，而不是激進的破舊命_新;而德國啟蒙運動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去法國化”傾向，其核心被認為是對德意志民族意識進行啟蒙。
三、進一步深化18世紀啟蒙運動比較研究的思路及方向
當前，國內(nèi)外學界在思想史研究下熱衷于“主義”譜系，追求宏大的理論敘事。18世紀的啟蒙思想史或置于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之下，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理念，或效仿波科克、斯金納等學者將其納人公民人文主義的框架之下，展示啟蒙思想對古典主義的返本開新。我們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式雖然具有一定的力度，但也有問題。因為在18世紀這些“主義”尚未完全成形，存在兩種競爭性話語闡釋體系本身就說明其問題。在研究思路與方法問題下，著名的漢學家史華慈有關(guān)思想史研究的診釋很有見地，很值得借鑒。第一，“思想史的中心課題就是人類對于他們本身所處的‘環(huán)境’的‘意識反應”’，是“情境”與“意識”之間的互動;第二，思想史是環(huán)繞各種“問題意識”而展開的對話;而思想間的辨論與對話不可避免地要分享共同的關(guān)切、共同的議題、共同的預設(shè)。為此，我們認為在啟蒙運動比較研究中要注重歷史情境、問題意識與核心關(guān)切，要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方法論原則。
歷史情境之比較研究。歷史情境有大情境與小情境之分，前者主要是指社會歷史大背景，后者主要是指思想家生活其中的具體的生存境遇。通過歷史情境之比較研究，有助于揭示各國啟蒙運動獨特性的社會歷史根源。從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看，歐美啟蒙運動也是有時差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是一場政治轉(zhuǎn)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啟蒙，它生發(fā)于光榮革命之后，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啟蒙運動是發(fā)生在革命的“前夜”。對于這一時代優(yōu)勢，約翰·格雷曾作了非常細致的對比：1688年光榮革命中議會力量的勝利使一個個人主義的秩序在輝格黨貴族的庇護下保持了社會和政治的長期穩(wěn)定。法國的自由主義不是與宗教非國教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而是與思想自由和反教權(quán)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誠然，這種社會與政治的歷史大背景是我們把握各國或地區(qū)啟蒙運動之多樣性的基本出發(fā)點，但各國啟蒙運動主將們的生存情境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比如，在蘇格蘭啟蒙運動與德國啟蒙運動中，大學是重要的思想交流平臺與思想傳播的載體;而在美國啟蒙運動中，清教的信仰傳統(tǒng)是思想家重要的底色。注重生存情境之別，更有助于洞察各啟蒙運動內(nèi)部陣型、流派之間的分野，如法國啟蒙運動中伏爾泰、孟德斯鴻、盧梭三派政治理念的不同訴求;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弗格森與休漠、斯密等人不同的思想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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