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科技異化也困擾著人類，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本文從加強科技制度建設、科技主體建設兩方面論述，倫理道德建設刻不容緩。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道德
21世紀的今天，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也帶來了許許多多倫理學的問題，引起人們的憂慮甚至恐懼。引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話：“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進步不平衡，后者遠遠滯后，前者毫無約束地被加以發展和濫用，從而產生致命的危險。”由此可見，如今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就不再是僅僅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而是在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處理好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倫理學問題。
一、倫理道德滯后于科技發展，倫理建設勢在必行
科技正日新月異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與生活，然而，在科技日益成為社會發展強大推動力的同時，其異化現象也隨之凸顯，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潛在而巨大的威脅。如與我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一粒紐扣大小的廢棄電池所含的毒物會造成60萬升水體的污染，這些水足夠一個人終身飲用。如果讓一節一號電池爛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價值，這些災難觸目驚心。目前，科技異化已成為人們無法回避的現實，本文針對科技異化進行倫理的反思與省察，試圖從制度建設、科技人員主體道德建設等方面探尋消除科技異化的途徑，并試圖借此使人們正確認識和對待科技異化，采取積極的措施，最終實現科技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曾有人認為：科學技術本身是價值中立的，造成現代社會中某些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學技術運用的某些理性或非理性的價值觀念。事實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價值緊密相關，科學知識的產生密切聯系于實踐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是負載了利益、負載了文化的。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是基于自然、基于社會、基于環境、也基于集體的。科技發展離不開倫理學的發展，或者說，離開倫理的科技發展將如信馬由韁，不僅不會給人類帶來福祉，還會給人類帶來災難。
早在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就提出了“美德即知識”的命題，把知識與道德放在等同的位置。但是，我們知道擁有科學知識并不是促進道德進步的充分條件，將科學知識等同于美德，未免有失偏頗。因為科技不會自動造福人類，要使“科學造福于人類”的目標真正實現，“人必須把對科學技術的運用置于正確的倫理控制之中。否則，科學只能成為把我們推向災難深淵的幫兇”。科技發展推動著倫理的前進，科技沒有止境，倫理的發展也就沒有終點。特別是面對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倫理規則的建設勢在必行。
二、加強科技制度建設，以平衡科技發展與倫理約束
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為使科技真正給人類帶來康樂與福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我們必須加強科技制度建設，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良性互動。
科技制度建設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為科技立法。科學技術發展需要進行兩種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硬性規范，以強制手段約束人的行動；而道德是軟性規范，以人類特有的內驅力的激勵，達到自我覺醒和自我約束。道德和法律，道德靠自律，法律靠他律，二者辯證統一，缺一不可。只有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所向披靡，既能夠享受科技發展帶來的便利又能避免道德的低下所導致的一些惡果。從內因與外因的關系看，內因是第一性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因而自律較他律更為重要，法律是否能執行，取決于道德心的驅動。也就是說，即使在高度法制化和規范化的現代社會，法律具有根本性意義的今天，如果人們的道德水平不高，法律再多再嚴，也起不到威懾作用而形同虛設。正如美國著名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所言：“只有對于擁有正義美德的人來說，才可能了解如何去運用法則，法規的健全固然重要，但道德約束的基礎和配合作用，對于法規的實施卻是有之未必然，無之必不然。”
另一方面是引進科技倫理的軟著陸機制。所謂軟著陸機制就是科學技術與社會倫理的價值體系之間的緩沖機制。這個機制可從方面著手：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決策者，盡可能客觀公正、負責任地向公眾揭示科學技術的潛在風險，并自覺地用倫理價值規范及其倫理精神制約其研究活動；其二，社會公眾就科學技術所涉及的倫理價值問題展開深入、廣泛、具體的討論，對科學技術在倫理上可接受的條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這樣一種討論能夠使政治活動家們參照著技術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況，糾正他們對其利益所持的那種由傳統決定的想當然的'態度；政治活動家們將能夠根據討論中所表達的和得到重新解釋的需求的認識，實事求是地做出判斷：將來，我們想在哪個方向上和在多大規模上發展技術知識。”在實際的科技活動中，科技的軟著陸機制已得到較為普遍的運用。
三、加強科技主體建設，以明確科技主體的倫理責任
科技活動的主體是人，愛因斯坦認為科學家要對科學技術濫用所造成的社會危機承擔道德責任。科學家不能成為科技動物，要有社會責任感。長期以來，不少科學技術家都奉行“價值中立”的原則。美國學者貝利說：“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的興趣不在于是對是錯，是善是惡，而僅在于是真是假。”正是這種“中立”態度使得某些原本卓越的科技成果被別有用心者所利用，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加強科技主體建設，使他們有明確的是非觀、倫理責任變得迫在眉捷。
（一）明確科技主體的倫理責任科技主體之所以負有倫理責任，是因為他們具有專業科學知識，比一般群眾更全面、更長遠、更準確地預見到科技發展和運用對人類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們有責任去預測和評估有關科研選題及其成果所可能產生的正面或負面的社會影響。同時，科技主體之所以負有倫理責任，還因為他們經常參與政府或企業經濟活動的重大決策。一般說來，在現代社會中，科技主體不但要對科技活動的后果負有趨利避害的責任，還要對全人類的未來負責。
（二）建設科技主體的倫理規范近百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反復的科技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定的行為準則，這些行為準則經過一些思想家的提煉和概括，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科技倫理規范體系，成為科學家和工程師普遍遵循的評價和判斷善惡的標準，調節著科學家或工程師之間，科學家或工程師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倫理關系，促進著人類科技事業的健康、有序的發展。從全世界的高度看問題，科學家和工程師有著共同的倫理規范。這些規范有：應該保證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的應用和后果并不引起嚴重的生態破壞；應該保證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的后果不會對我們這一代及我們的后代的安全帶來更多的危險，因此，科學成就不應該應用于或有利于戰爭和暴力，應該保證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的后果不應與國際協議提到的人類基本權利相沖突；科學家應該認真地估計其研究將產生的后果并將對其公開負有特殊的責任；當科學家斷定他們正在進行或參加的研究與這一倫理規范相沖突時，應該中斷所進行的研究，并公開聲明做出這一判斷的理由，做出判斷時應考慮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嚴重性。
一個喪失了人文精神的社會，不能指望它有發達的科技。但同樣，一個科學精神尚不能深入人心的民族，也不可能有發達的人文。在這種意義上，新世紀初的高科技發展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彌合鴻溝、實現協同發展的契機，即科學技術進步應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與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學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倫理道德的共同進步，科學技術需要倫理道德的指導規范，倫理道德能夠指導規范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你們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我們只懂得應用科技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可見，科學技術本質上是實現人的基本價值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人是科技的主體，是其價值的最終根源，科技的最終目的就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必須加強科技發展的人本主義意識。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技術開發和項目選擇時，不僅要遵循效益原則，還必須兼顧其對人的全面發展及人類的長遠利益，整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堅持科技道德與人文精神的統一。正確解決科技發展與倫理道德進步的矛盾，讓科技發展更多地體現對人的關懷。在科學技發展與倫理道德進步日顯矛盾的今天，我們應當努力使今后的科學技術服務于經濟的發展和人文道德的進步，更多地體現對人的關懷，更多地關心人的素質的提高和人的自我完善。我們既要用更先進的科學技術來武裝自己，也要用崇高的理想和情感來提煉我們的靈魂。努力使物的進化與人的完善相協調，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克服日益彰顯的人的倫理道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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