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書》原文翻譯

2024-06-08 古籍

　　《答李翊書》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一篇書信體論說文。李翊曾向韓愈請教寫文章的技巧，韓愈寫了這篇文章作答。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答李翊書》原文翻譯，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白話譯文

　　六月二十六日，韓愈稟告。李翊足下：你的來信文辭很好，而且請教問題的態度多么謙虛恭敬。能象這樣，誰不想把那道理告訴你呢？道德的歸真為期不會久了，何況它的外在形式（文章）呢？不過我只是所謂“望見了孔子的門戶和圍墻但尚未登入堂室”的人，哪里能夠知道是對還是錯呢？雖然如此，還是不可不同你談談這方面的道理。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你所說的“立言”這句話，是對的；你寫的文章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非常符合而且相接近。然而不知道你的志向，是祈求自己的文章超過別人而被人所取呢？還是希望達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呢？祈求自己的文章超過別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來就超過了別人而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達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那就不能指望它很快成功，不能被世俗的勢利所誘惑，應該培育果樹的根莖來等待它結果，多添燈油來盼望燈光明亮。根系發達的果樹，果實才會順利成熟，油脂多而好的油燈，火光才明亮。具有仁義之道的人，他的言語和和順順。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子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不過又有感到為難之處。我所寫的文章，自己也不知道它達到沒有達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雖然如此，學習“古之立言者”已經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夏、商、周三代和兩漢的書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思想我不敢銘記于心。坐著時仿佛忘記了什么，行走時仿佛丟失了什么，有時樣子莊重若有所思，有時模糊不清迷迷惑惑。當自己把心中的思想表達出來的時候，力求革除陳詞濫調，戛戛然困難極了！文章被人看，我不在乎別人的非難譏笑。象這樣過了不少年頭，還是不改變自己的治學方法和處世態度。然后才能識別古書中是否與“圣人之志’相合以及雖然正確但尚未達到最高境界之處，直至清清楚楚地白黑分明了，并力求揚棄那些錯誤的和雖正確但不完善的東西，才慢慢地有所收獲。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

　　創作背景

　　《答李翊書》寫于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韓愈自貞元八年（792）考取進士后，未能經由吏部考度步入仕途，胸懷用世之志而無所施展，頗不得意，但以儒道和“古文”自負的志向并未衰減。李翊，貞元十八年（802）進士及第，曾跟韓愈學習古文。這是韓愈寫給李翊的一封書信，寫此書信時韓愈三十四歲，在長安。

　　作品鑒賞

　　整體賞析

　　《答李翊書》是韓愈宣傳其“古文”理論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為四段。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對方的問題，談談寫作之道。先稱贊來信文辭高卓而態度謙恭；接著宕開一筆，感嘆世人久已不講道德（指儒家仁義之道），道德之外的“文”當然更無人講求。這一筆并非閑筆，它抒發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說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與道德聯系在一起的。接著說自己雖所知亦有限，但卻不可不為對方談論一番。這不僅因李生謙恭好學，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過這個意思是一在文末才點明的。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論點。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滿足于文章勝過一般人而可為時人所取，而就樹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稱賞對方文章的基礎上，再以問句出之，故顯得態度誠懇語氣平緩。然后正面提出“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的論點。指出要寫好文章，須從根本做起，須加強道德修養，使自己成為“仁義之人”則自然能夠“其言藹和”。第三段即以自己學為古文的經過和體會說明這一論點。先說寫作古文確乎很難，不過自己學著寫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還有心得。以下敘述學為古文的三個階段，都扣緊“道”與“文”的關系著筆。第一階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這志不敢存。”韓愈認為三代兩漢書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經》《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況、揚雄的著作），魏晉以后則儒道不傳。起步須正，故不敢觀兩漢以一之書。這兩句寫出兢兢業業唯恐誤入歧途的心情。“處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寫其專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狀。學有所得，發為文章，務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陳詞濫調，而甚感為難，所謂“陳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辭表達。有了好的思想內容，要表達得新鮮有力，也頗不易。所作之文，內容既是闡發不合流俗的獨特見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對偶、聲律的“古文”故頗為人所非笑。但韓愈“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知，置之不顧。當時駢文勢力很大，日常應用文字和科舉取士，大多使用駢文。韓愈提倡古文，確實是經過艱巨斗爭的。如此堅持數年，便進入第二階段，此時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書中何者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為假是而非之“偽”，何者大體雖“正”而猶有所不足。其閱讀范圍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偽存真，此時執筆為文則能如水流淚不絕；示之于人時，不但不為其毀譽所動，而且毀之反以為喜譽之反以為憂；表明其主見已寫，心思朗徹，正俗反時俗之道而行之。這也是就意與辭兩方面說的。如此數，又進入第三階段。此時作文如長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輕心，仍須平心靜氣，對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細心的體察和撿點，確知其醇而不雜，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須不斷加強道德修養，“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首《詩》《書》之源”終身以之，總之，學為古文須有極嚴格而自覺的道德修養，須花費長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謀取私利，還要為世人所非笑，故為之甚難。至此已將三個階段為李生描述完畢，然后指出關于氣和言的心得舉以告之。氣，指作者對于所欲表達的內容具有充分自信而產生的昂揚的精神狀態。氣盛則句式長短、聲調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氣”即以此而表現為文章的氣勢，氣之盛大與否，當然又鄧決于平日修養。這養氣之說當是繼承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說法。孟子善辯，其文氣勢盛大；不過他并未將“氣”與“文”聯系起來加以論說。韓愈則將二者聯系起來，并將文氣具體化為“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從文辭聲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駢文的句式長短，聲調變化都較整齊，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單調板帶。韓愈提倡古文力矯其弊，但古文亦應講求節奏、聲調之美。以“氣”即氣勢、語氣為主導來決定其長短高下，其聲音之美便比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內容。第四段表明堅持古文之道的態度。先緊接上文，說雖已得心應手，但仍不敢自以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茍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堅持其道，立言不朽，傳請后世為樂事，不過，應者寥寥，畢竟又使他樂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態度是堅定的，而感情則是矛盾復雜的，最后表明對李生的勸勉之意，與第一段“不可不為生言之”相呼應。

　　韓愈曾說過，君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正因為作文是為了明道，所以要強調作者以道德修養。韓愈這樣鼓吹儒道，有其觀實意義。例如：用儒家大一統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對藩鎮割據，要求儒道獨尊以反對佛教迷信和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在當時都有一定進步性。古文理論是與現實斗爭密切相關的。不過其理論也充分重視文章的藝術表現，如此文莫于務去陳言和氣言關系的主張就很有價值，影響于后世極大；即在今日對于學習寫作也不無可借鑒之處。至到“于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的觀點，則更具有較普遍的意義。許多在文化科學領域內卓有建樹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質取得成功的，韓愈的話至今仍給人以啟發和鼓舞。

　　《答李翊書》在寫作上頗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氣的變化流轉與內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滿了對自己主張的強烈自信和不為流俗所動的氣魄，讀之令人振奮，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遺乎今”時，不能不嘆恨感慨；所述學為古文的過程，有如臨深履薄；對李生竭誠相告，而不可有居高臨下之勢。凡此種的內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勢又起伏多變。而其語言形式亦與之相應。如第二段先以參差如口語且雜以問句的形式表達委婉、商量的語氣，而后面的”無望其速成“等句則采用整齊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義之人，基信藹如”的有力一結，顯得凝練鏗鏘，精光煥發，充分顯示其斬釘截鐵的態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則不然”以下數句則以較整齊而對比的句式表示其堅定的態度。文中轉折連詞“抑”“雖然”用得較多，但具有語氣的往復回旋之感。此文雖純是論說而語言頗為形象。如以“養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當求根本，以水與物比喻氣與言，都新鮮而生動，又如以“處若忘”等句描寫若思，使讀者恍如目擊其狀。全文針線綿密而不露痕跡。如第一段自稱“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說不敢“自謂幾于成”都表明了為古文之難，第三段更以一個“難”字貫穿，而這又都是為了說明寫作古文是終生事業，“無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別與第二段“蘄至于古之立言者”“無誘于勢利”“取于人”相照應，且都自然而然，絕無重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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