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韁利鎖，放眼古今，幾人能得自由？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理安在？子曰：“食色，性也。”此乃古往今來第一等大實話、大真話，是社會學(xué)的第一原理。推而廣之，世上鮮見不好名利者；名利，性也。
既是人性使然，求名求利就不應(yīng)苛責(zé)。有志于當(dāng)個政治家、科學(xué)家、資本家等等無可厚非。關(guān)鍵在于途徑之正邪。君子惜名愛財，取之有道；而欺世以盜名，巧取豪奪以取利之流，即便官高位顯，也還是卑鄙小人。
利，惠之于私；名，惠之于眾。故名貴于利。倘世上愛名之人多于愛利之人，社會必定趨向文明。
由此，世人分四類：（1）愛財而不惜名者；（2）名利兼好者；（3）愛名而不惜財者；（4）淡泊名利者。其間高下，一目了然。
世上逐利者眾，逐名者鮮，其理安在？利為實，名為虛，況史冊載不下萬千之眾，多數(shù)求名者實際目的還是取利。古往今來，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1）到（4），人數(shù)遞減而且銳減。
第四類人已經(jīng)超脫了名利；這類人又可細(xì)分為兩小類，一類與世無爭，做個世外逸民，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另一類則是為國家、為人民不計生死榮辱而奮斗的人，例如商鞅、屈原、王安石、岳飛、文天祥、海瑞、林則徐等等，他們的名字光耀千秋萬代。
利，可得自家傳，名，絕無幸致。名利途中，世人千姿百態(tài)。但，小名無利，小利無名；惟大名大利，大利大名。將名求利，以利求名，騰達(dá)之途也。騰達(dá)之途不一，但離不開一個“官”字，做官，至少也要“傍”官，原因是資源掌握在官的手中。
官者，集名利于一身，故云：相逢盡道辭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而為官者，目的不盡相同。但頭上一頂烏紗，并不能使人變得高尚，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絕大多數(shù)官吏都是逐利者。謂余不信，請翻開歷史：以“變法”兩字稱之的事件只有三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商鞅變法，廢除奴隸制，削奪士大夫特權(quán)，是社會的劃時代的進(jìn)步，秦國由此強大起來，并進(jìn)而統(tǒng)一中國，但變法卻遭到官僚士大夫的殊死的反抗，終將商鞅五馬分尸。王安石變法，觸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百般阻擾破壞，變法失敗，王安石罷相。戊戌變法之際，中國屢戰(zhàn)屢敗，喪權(quán)辱國，危急存亡之秋，官僚們何曾念及民族和人民？變法歸于失敗，譚嗣同等變法中堅被殺，國家陷入更深的苦難之中。除了三次變法，還有一些小變法，例如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新政，（注：新政之前按人頭收稅，即“丁”稅，新政改為按所擁有的田畝多寡收稅，）利于底層百姓，而不利于地主官紳，官僚文人竭力阻擾，雍正死后被戴上“暴君”之名。如此種種，無不證明歷朝歷代的官員逐利者是大多數(shù)。
超脫名利，不計榮辱生死，完全、徹底地為真理、為信仰、為國家、為人民奮斗的人永遠(yuǎn)是少數(shù)，這是因為，超脫名利實際上就是超脫人性，也就是對生命自身的否定。但卻是對真理和/或信仰的皈依，這也正是他們偉大和/或崇高之所在。商鞅變法，廢除奴隸制，剝奪奴隸主士大夫特權(quán)，做出劃時代的偉業(yè)。以他的超越時代的智慧，怎能不知必遭橫死？支持他變法的秦孝公去世，他的死已成必然。知死而義無反顧，何等的勇氣，何等的崇高！屈原，“哀民生之多艱”，追求美好的政治，“雖九死其猶未悔”，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紋紋”，[注：察察，潔白也，]沉江自戕，得萬世之祭祀。宋高宗和秦檜想控制岳飛，奈何岳飛不愛金錢美女；皇帝不采納他的抗金主張，他絲毫不留戀高官厚祿，辭官回家種田。（按照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術(shù)，不能控制，就只有殺之。）岳飛“精忠報國”，一心“還我河山”，屢戰(zhàn)屢勝，以致敵人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如此美譽，古往今來有幾人能夠獲得？《滿江紅》一詞，千年之后仍然令人熱血沸騰，其功業(yè)和崇高的精神成為千古楷模。
人民是最后的仲裁，自會識別真?zhèn)危詴䦟⑸眺薄⑶⒃里w等人的名字銘刻在歷史的峰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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