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看上去是一部災難片，實際上卻講述了一個親情和震后幸存者治愈心靈創傷的感人故事。
在唐山大地震災難發生的23秒間，動搖的地面、撕裂的房屋、慘叫的人聲，強烈的視覺沖擊震撼人的心靈，一個年輕的母親在震后的廢墟中，水泥板的一段壓著龍鳳胎的姐姐，另一端壓著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這位年輕的母親，將如何抉擇?這是這部電影留給人性的一個難題。在“只能救一個”的萬難抉擇下，徐帆扮演的母親無助而絕望的喊出“救弟弟”幾個字時，壓在鋼筋水泥板下的姐姐默默流淚，呢喃著喊出最后一句“媽媽”，同樣也在黑暗中陷入了無助和絕望。
23秒的地震災難，帶來了一個家庭32年的生離死別。對他們三個人來說，活下來只是這個故事的開始。這注定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傷。這里的無解，并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才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這部影片，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的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留下的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在觀看這部電影時我流下了淚水，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的感覺了。
電影更多的是渲染了情感的力量，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也處理的恰到好處，既形成了對故事發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的渲染，電影在意的是如何讓觀眾能設身處地走進角色的情感中，一旦與之呼應、合拍了，你自然會與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復雜的人性世界中。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凈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近百年來，中國有太多的苦難和災難，被遮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除了前兩年看過一部國產的反映臺風的災難片以外好像國內沒什么值得記憶的災難片了。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了該如何用電影來表達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苦難在公共話語中的失聲，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與悲傷的能力。天災人禍是我們無法避免的，就像《2012》一樣。天災在世人眼里承擔了一個惡的角色。
其實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讓經歷苦難的人發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化為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它其實也是民眾間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因為對歷史的苦難記憶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們提放這種苦難的再度發生。當08年發生汶川大地震的時候，電影中顯示的救援場景和唐山地震有了天壤之別，整個民族對待災難的態度日臻成熟，災后的心靈重建是比實體重建更重要的一環，溫總理的一句“大難興邦”道出了其中的真諦。現在的科學水平還無法準確預報這種大的苦難和災難在何時何地發生，它往往在人們毫無提防的時候突然來臨，就像唐山、汶川、玉樹地震一樣。
不愿面對傷疤和苦難的人們，卻要以這種更殘酷的方式，來面對歷史的蘇醒。苦難的受害者，并不只是那些受傷害的個體，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對苦難的揭示和記憶，也是一種對創傷的安慰和人性的追尋。《唐山大地震》就是這樣一部寓言，它用一個帶著體溫和血淚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會回來了，那些受難者的青春也不會回來了，但這種對于苦難的聆聽和見證，會讓我們對現實始終保持一份清醒。
實際上，在這個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個對苦難歷史的記錄著和見證人，也是一份人性的行動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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