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改造只有通過“根本解決”的途徑才能實現，這是李大釗在形成馬克思主義信仰后對中國社會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場著名的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與實驗主義發生了第一次沖突。從黨的指導思想的歷史進程來看，“問題與主義”之爭表達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科學態度，包含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最初意識，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李大釗明確提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系，強調了“主義”所具有的“工具”性質，在思想方法上盡量避免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李大釗認為“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個方面，“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李大釗堅信，“主義”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相結合，可以使理想成為現實。在這樣的思想意識中，任何理論都具有“工具”性質，其目的在于造成社會的實際運動，實現社會的改造。因此，他認為：“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在這里，李大釗所關注的重心在于實現社會的改造，因此，只有將“主義”引向實際的社會運動才能達到目的。李大釗這種務求實際的思想，在19xx年他與鄧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個提案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他表示：“為革命的民主主義，我們全體動員了。我們不要躲在戰線后，空談高深的主義與真理，我們要加入前線，與軍閥及軍閥所代表的黑暗勢力搏戰”。李大釗一生思想的發展和變化，都是和中國社會改造和革命的實際進程相關聯的。這樣的思想意識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采取了科學的理性態度，即不把它當作教條，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這就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歷史進程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李大釗初步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他指出，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尋找到把“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當他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的時候，就提出了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性，中國的國情要靠中國人來研究、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解決的思想。他認為，考慮中國的問題是不能“置吾國情于不顧”的。這里的“國情”既包括“近今之國情”，也包括“往昔之國情”，而且“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重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條件下的實際運用。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我們接受某一學者的學說時，“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有著與西方先進國家根本不同的歷史任務。他指出：“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19xx年10月，李大釗對日本記者談道：“由于俄國與中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國怎樣宣傳，我國的改造惟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完成”。
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走中國自己的解放之路，雖然這只是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認識，但對實現黨的指導思想具有奠基的意義：
首先，李大釗思想中的靈活性原則，其核心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辯證法，沒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形成黨的指導思想的任何理論成果與實踐成就。在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之中，他特別強調了“階級斗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競爭”理論視為達到“根本解決”目標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實際上他是把階級之間的對立與共存視為達到社會進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對“階級競爭”的理解更具有哲學意味和客觀性，這樣的認識使他在革命與改良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張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已經與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義立場相脫離，但他在選擇“階級競爭”為“根本解決”的政治手段時，又對社會上諸種政治改良思潮表達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達到推翻舊制度這個大目標的某種方法，并非目標本身，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這也是李大釗與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釗認為：“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充滿了五四時代智慧的。他以社會革命論容納了社會進化說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認為“根本解決”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就可以隨意嘲笑真誠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人們的徒勞無功；他的“交互為用，并行不悖”的說法，以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表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特殊國情條件下運用的理解。正是在這一點上，先后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比陳獨秀在理論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釗保持了理論上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即用自己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并盡量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吸收其他理論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見，保持了理論思維的開放性。李大釗的“根本解決”這一思想包含了這樣幾個成分：有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的把握，有對“互助論”主張的吸收，有對人道主義的認同及倡導人類的“物心兩面改造”。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必須以階級斗爭為政治手段，這一點在李大釗那里是十分明確的，但他又不把階級斗爭視為目的。在這里，他對“互助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我們應該看到，在對“階級競爭”的理解上，他與馬克思主義并無沖突，但在人類生存的未來和本質上，他強調“互助”的意義，使他把手段與目的嚴格區分開來。他認為“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移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結論是：以階級競爭為手段改造社會組織，以互助原理為信條改造人類精神，實行“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釗的這一主張具有雙重含義：它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思想相區別，強調對社會組織進行改造的重要意義；它包含有對偏重物質進步而忽視人類倫理進步意義思想的批判和匡正。這是一個唯物史觀的命題，并非是一種二元論的主張，而且從現實性來看，它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指導意義。
我們看到，在李大釗的整個理論構架中，既規定了中國社會改造的最終目標，即實現“經濟問題的解決”，同時也看到了達到這一目標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他不僅寄希望于通過“階級競爭”來實現社會組織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類精神進步的巨大作用。中國社會改造任務呈現出層次性和階段性，這樣的認識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靈活性、理論上的開放性，也使他對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造中所擔負的角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肯定，他強調指出：“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而李大釗恰恰是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他并沒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評的把經濟因素當做歷史進程中唯一決定性因素的機械論的傾向，雖然在理論上，李大釗并沒有達到恩格斯提出的歷史發展“合力論”思想的高度去認識問題，但在實踐中、在心態上，李大釗卻與歷史發展的“合力論”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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