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為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于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
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間，《離騷》諸篇，為后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于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為后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范圍，而況湖湘后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于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搜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于擇術之道歟！
[譯文]
我的朋友湖南湘潭人羅研生先生，拿他編撰的一百九十卷《湖南文征》給我看，而且囑托我為他的書稿寫一篇序。我非常淺薄，年紀又大了，哪里夠得上談論文章的事呢？
我聽說古人的文章，最初沒有什么章法。《易》《書》《詩》《儀禮》《春秋》各種經書，他們的體勢（結構和筆勢）聲色，沒有一個字是沿襲而來的。就是先秦諸子的文章，也各自成為一體。拿這類文章來衡量其它文章，像金玉和卉木相比是不同類一樣非常分明，這怎么說有“章法”呢？后來人本不會寫文章，強迫自己拿出古人的文章來摹擬，于是有的模擬得像，有的模擬得不像；模擬得像就說合“章法”，模擬得不像就說不合“章法”。如果他們不是等著摹擬，他們就能發于心而為自然之文，大概有兩個方面：說理，抒情。這兩個方面是人人所固有的，就我所知道的道理，把它寫成文字傳給世人，符合我的愛與惡、悲與愉的情感的，就連綴成文把它表達出來，就像剖開肺肝來陳述文獻典籍，這都是自然之文。性情敦厚的，大概能寫出來的。至于淺或深，工或拙，就相差很遠，未曾動筆就有很大差別。除了各種經書以外，百家的著述，大概都有自己的偏好。以說理取勝的，多是闡明幽深的道理達到極致的語言，可是它弊病是言辭激昂放縱不很恰當；以抒情取勝的，多是悱惻感人的語言，但它的弊病常常是詞藻華麗而缺少實際內容。從東漢到隋朝，文人秀士（德才優異的人），大概不僅闡明自己的思想，而且言辭多有儷語，就是議大政，考大禮，也常常用排比句子連綴成文，用變化的句式夾雜其間，經歷唐代也沒有改變……
湖南作為古代諸侯國的封地，北邊靠近大江，南邊接近五嶺，西邊連接黔蜀，是群苗聚集之地，大概也是山國荒僻之地。可是周朝末年，屈原在此地誕生，《離騷》各篇，為后世言情韻者所推崇。到了宋朝，周敦頤又在此地誕生，他寫的《太極圖說》《通書》，為后世言義理者所推崇。兩位賢者，都沒有效法某一流派，卻寫成好文。上與《詩經》《周易》相比有同樣的影響，后來的代代逸才（有杰出才能的人），要列舉出來沒有超過他們這些人的范圍，更何況湖湘后輩深受前輩留下來的`好風尚的影響呢？這部文集收錄的，長于說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四，且駢體文也有選擇地錄用，不說章法而章法不曾有亂。只是考據方面的文章搜集太少，前哲的倡導沒有發言，后世的欣慕也少見。羅研生作學問，考核《說文》以求達到訓詁，注解《禹貢》以求明白地志，他本來也很通曉考據家的學說。而談論文章只推崇切實簡要，不推崇繁稱博引，取己之長而不沉溺自己的偏好，這仍是君子謹慎選擇術攻的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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