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文的誦讀是近年來被中學語文教學界重提的熱門話題，提倡者們的立論出發點大抵是要以誦讀來糾正古詩文教學過于偏重字詞、語法分析和翻譯的偏差。以誦讀促理解，以理解促鑒賞、以鑒賞促陶冶、以陶冶來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
不過，論者大多是從教學法的層面，亦即技術的層面來討論文言文教學方式優劣的問題，而沒有能夠明確指出文言文的教學方式何以在一段時間內會發生從重誦讀法向重翻譯和語法的轉變的原因。筆者認為，如果能夠跳出教學法本身優劣合理與否的評判，而從誦讀法頓以生存的文化環境去考察，我們也許能更客觀地描述和分析誦讀教學法在現今文言教學中所處的地位。
縱觀從古代到近現代元數杰出人物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經歷，我們很容易得出誦讀是最適合古詩文特點的學習方法的結論，因為他們幾乎無一不是從誦讀圣賢經傳、唐詩宋詞開始自己一生的學習歷程的。但是，這樣的結論顯然并不穩妥，因為誦讀法之所以能成為傳統文言教學的主要方法，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趁幼時 憶力突出開蒙讀書，時間較早。第二，允許學習者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懂(或不甚懂)所讀文章的含意，教師也不作更多的指導和點撥。第二，學習者能夠在學習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來消化和反雛早年的學習內容。遺憾的是，這三點很重要的外部條件在目前中學文言文的教學中，并不具備或者被允許。這反映了一種文化環境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對于誦讀法本身來說，構成了一種比課時緊張、課業負擔重更為本質性的困境。具體而言，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古詩文的學習目的存在古今差別。應該說，古人和我們現在學習古詩文的目的截然不同，對現在的中學生來說，這種學習無非是要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涵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而對于古人，說古詩文(尤其是圣賢經傳)的學習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則毫不為過。從曹丕《典論論文》中明確為文章正名開始，到隋唐兩代確立科舉制度以后，一千多年讀書人爭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古詩文成為中國古代讀書人改變自身命運、開拓遠大前程的一把重要的鑰匙。繼承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也許容易淡薄，但是關系到切身利益的學習卻不會有絲毫疏忽。正因為如此，耗時長、節奏慢但堅持下去確實效果顯著的文言文誦讀法會在古人的學習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卻容易在現代中學科日繁多的課程環境中被否定或邊緣化。
第二，古詩文的學習與運用在古人和現代人的生活中具備不同的形態。余秋雨先生在《筆墨祭》里寫道在這里，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都與書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塾香。這段話說的是書法，其實何嘗不可用來描述古人對古詩文的學習!這種的學習和應用是多方位和全面的，是立體的。在學習過程中，誦讀、吟詠和寫作無疑是主體;同時，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的語言形式，文言文在當時人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只有在這種文言的實際運用隨時縈繞于身邊的環境中，看似緩慢、悠長、不合理、摻雜過多個人因素而缺少學習過程中必要的科學性的誦讀才順理成章地為人所接受。反觀現代中學生的生活環境(而非單純的課堂)，其中文言學習和應用的比重可以說微乎其微，沒有了這樣整體的環境或曰語境，讓以誦讀為主體的教學法主導中學的古詩文教學，即使其中加入了現代化的教學理念，也是有相當困難的。
可見，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環境的變化，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對古詩文失去了某種認同感和親近感，從而形成了對文言集體無意識的疏離。正是這種疏離，使得古詩文的學習對現代中學生而言，不再是一種滲透了生命意識的知識的浸潤，而只是一種對祖宗文化遺產的被動接受。從而，對所讀作品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對作品中心思想情感取向等的'理性化認識，而無法從充滿親切感、典儀感和各種復雜情感(包括厭倦)的長期誦讀中體會作品精微深遠的深層內涵。在已經失去了所依存的整體性的文化環境的情況下，即使在高校的中文 系，較為嚴格意義上的誦讀教學也只能在選修課上薪火相傳。這樣看來，筆者更愿意把誦讀教學法的被邊緣化看作是文化環境變化的必然結果，而不僅僅是某種教學觀念的選擇。
事實上，即使是現今古詩文教學中誦讀法的積極倡導者，其理念也已經有了與時共化的轉變。在傳統的誦讀教學中，師生們一起吟誦詩文，教師很少做解釋和指導，即使有，也往往是用簡短、凝練的一兩句自我陶醉的感嘆語來引起學生想象的馳騁。而在現代中學課堂中，誦讀法的倡導者往往并不認可這種松散的課堂教學形式，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用科學的方式來厘定文言誦讀的教學步驟和量化評估標準。而這種誦讀教學的理念也就很容易排斥傳統誦讀教學中感悟、體會、玩味的內容，而更多地強調熟讀成誦的內容，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誦讀教學最豎定的支持者之一張必餛先生這樣來界定誦讀一一這里說的誦讀，是熟讀和背誦的合稱。熟讀者，拿著書邊看邊背，背不出就看幾眼;而背誦則必須離開書本。(張必餛《學文言非誦讀不可》，《中學語文教學》1997年第6期)這樣的誦讀無疑是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的，而這也成為誦讀教學屢屢陷入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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