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學，首先要解決“言”和“文”的問題。“言”是指理解詞句的含義，讀懂文章內容，積累常見的文言詞匯，掌握句式的意義和用法；“文”是對文章主題與思想的把握，體會文本蘊含的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蘊奠定基礎。傳統的文言文教學過多地關注“言”，讓原本饒有趣味的作品，在師生的共同肢解下，只剩枯燥乏味的字、詞、句，進而忽略了“文化”的教育功能。
《核舟記》一文的教學，“言”的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文下注釋詳細，學生可通過歸類總結與對比分析，理解與掌握字詞；那么，怎樣解決“文”的問題呢？細細盤點起來，這枚小小的核舟，承載著這樣的文化信息：
第一，核雕文化。
據《核工記》載，明末清初核雕工藝堪稱一絕，核雕精品是當時江浙一帶縉紳商賈的熱門藏品。桃、橄、杏等果核經民間藝人巧手精雕，成了扇墜、念珠、手串等裝飾品，核舟是當時奇貨可居的藝術珍品。在核雕中，橄欖核雕最為常見，桃核舟最為名貴。從選料到設計布局，再到雕刻完成，需要藝人具備超乎想象的耐心和近乎傳奇的技藝。民間自古以來一直把桃木奉為祛邪扶正、避兇趨吉之物，如桃符、桃梗等，因而桃核舟的產量屈指可數，為宮廷秘藏，貴比金銀。所以，桃核舟被視為果核雕刻的禁區，當時能雕刻桃核舟的大師寥寥無幾。
第二，名人文化。
這枚核舟以“大蘇泛赤壁”為主題。蘇軾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大家學過他被貶黃州時所作《記承天寺夜游》，而核舟所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十六字，恰出自蘇軾被貶黃州時另外兩篇文章《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此二賦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作者長期被貶而又能自解其愁的仙風道骨。
第三，宗教文化。
蘇軾政治上堅持儒家的人世精神，在生活上則更多地持有莊禪的曠達態度，執著超脫，無往不可。事實上，蘇軾前后《赤壁賦》中，并未提及魯直、佛印二人，但王叔遠并沒有拘泥于蘇軾夜游赤壁的原型，而是通過大膽的想象，獨具匠心地創造了一個似不真實、卻又令人深信不疑的藝術品。他“安排”黃庭堅與他們同游赤壁，合乎藝術的真實。而船頭又安排了和尚佛印，也不是無稽之談，因為蘇東坡的世界觀非常矛盾復雜，他不僅對儒家思想、道家哲學深有研究，而且也精通禪學，與和尚往來頻繁，關系密切。可見王叔遠對蘇東坡的宗教信仰了如指掌，想藉此刻舟，有所披露。
至此，《核舟記》一文的教學，就不是單純的“言”的內容了，更不是簡單的“對勞動人民的智慧與高超技藝的贊嘆”或“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所能包容的。語文教學需要有文化培育。文言文形式典雅、內涵豐富，是古人思想精髓的集結。新課標對文言文教學如是說，“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含的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從中汲取民族智慧，評價其意義”。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依賴于“言”與“文”的緊密結合，二者不可或缺；重文言字詞解釋、輕文章內涵感悟是舍本逐末；忘卻了“工具”之外的清風明月、秦磚漢瓦，忽略了內在的文化追求，文言文教學就會失去其燦爛的本色。
因此，文言文教學過程中，“言”盡之后，并不意味著教學的終結，還應該把文學史上的燦爛圖畫展示給學生，讓他們通過語言文字再次感受歷史文化、奇聞異事的熏陶。這樣，帶給學生的就不僅僅是幾個干癟的生字詞，而是無限絢麗的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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