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諫觀魚》反映了當時的“禮”制思想，即國君不能把游玩逸樂看作小節。故臧僖伯認為國君的一舉一動與國家的“政治”有關，所以極力勸阻魯僖公去“觀魚”。從臧僖伯的話中，也能看出古時候的等級森嚴。
【原文】
《臧僖伯諫觀魚》
出處：《左傳》隱公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1)
臧（zāng）僖（xī）伯(2)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3)，其材(4)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5)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6)。故講事以度(7)（duó）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qì）(8)行，所以敗也。故春蒐(9)（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10)，入而振旅(11)。歸而飲至(12)，以數（shǔ）軍實。昭文章(13)，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14)于俎（zǔ），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15)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16)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17)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注釋】
1.春：指魯隱公五年（前718）春季。公：指魯隱公，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如：往。棠：也寫作唐，邑名，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北。魚：通“漁”，動詞，捕魚。
2.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魯隱公之伯父，名彄（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縣），伯為排行，僖是謚號。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臧哀伯或臧孫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孫。
3.物：物品，這里指下文所說的鳥獸一類的東西。講：講習。大事：指祭祀和軍事活動。
4.材：材料，原料。
5.舉：指行動。
6.納民：使人民...... 軌物：法度禮制。
7.度（duó）：動詞，衡量。
8.亟（qì）：屢次。
9.蒐（sōu）：同搜，“蒐”和下文的“苗”、“狝”（xiǎn）、“狩”，分別為春夏秋冬四季狩獵的稱謂。搜，搜索，獵取沒有懷胎的禽獸；苗，獵取殘害莊稼的禽獸；狝，秋獵，可殺傷禽獸；狩，圍獵，不加區分，都可獵取。
10.治兵：外出整治訓練軍隊。
11.振旅：整頓部隊。
12.飲至：諸侯朝拜、會盟、征伐完畢，在宗廟飲酒慶賀的一種儀式。
13.昭：表明。文章：服飾、旌旗等的顏色花紋。
14.登：裝入，陳列。俎：祭祀用的`禮器。
15.皂隸;古代對賤役的稱呼，這里泛指地位低下的人。
16.略地：巡視邊境。
17.矢：通“施”，實施，陳設。全句為《春秋·隱公元年》首句。
【白話翻譯】
隱公五年春季，魯隱公打算到棠邑去觀賞捕魚。
臧僖伯進諫說：“凡是一種東西，不能夠用來演習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夠用來做器用，那么，國君就不要去理會它。國君的職責，就是使人民的行為符合法度與禮制的規定。所以，用講習大事的行動來檢驗法度的差等，就稱為法度；用材料來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稱為禮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禮制，這就稱為亂政。亂政屢次出現，就是導致衰敗的原因。因此，春獵稱蒐，夏獵稱苗，秋獵稱狝，冬獵稱狩，都是為了在農閑的時間用這些方式來講習大事的。每隔三年，還要出兵演習，(并借此來檢驗成果)演習完畢，再整治隊伍回來，到廟堂里飲酒慶賀，祭祀祖宗，清點軍用器物。彰顯器物車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貴賤的區別，辨別等第倫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順序，這都是為了熟悉這種表示1威儀的禮制的。如果鳥獸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軍用器物，國君就不用親自去獵取，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產，把它們取來做日用品。但那是賤役的小事，有關官吏的職責，不是國君要親自過問的。
魯隱公說：“我要去巡視邊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陳設捕魚的器具，加以觀賞。
臧僖伯托病，沒有隨從前往。
史官記載說：“魯隱公在棠邑陳設捕魚器具。”意思是說，魯隱公這一行動不合禮法，并且譏諷他跑到遠離國都的棠邑去。
【講解】
讀罷此文，讀者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魯隱公作為一國之君，到棠地看看漁民怎樣捕魚，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這位臧大夫大驚小怪，還要苦口婆心、掰開揉碎地講那么多大道理?難道國君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分析、考察和認識任何一種歷史現象，都必須把該歷史現象放回到產生它的歷史環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諫阻隱公到棠地觀魚，是因為隱公這一活動，不符合那個時代一個國君應該遵循并身體力行的行為規范。不符合，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就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況且，隱公遠離國都，到棠地觀魚，并非為了體察民情，更不是與民同樂，而僅僅是他本人的一種游樂活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敢對臧僖伯的諫言說一個“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將略地焉”為借口,堅持到那里尋樂去。
這篇諫辭的最大特點，是緊緊圍繞著一個“禮”字展開勸諫，從觀點到為闡明觀點所舉述的諸多理由及作為論據的事物和行為，都沒有稍稍離開這個“禮”字。也就是說，沒有稍稍離開制約當時國君行為的規范和準則。另一個也很明顯的特點是,勸諫的緣起雖然是“公將如棠觀魚”，勸諫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隱公“如棠觀魚”，但諫辭中對此事卻不著一語。這不單單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這種表達法反映出進諫者進諫的著眼點，并不在于隱公“如棠觀魚”這一具體行為，而是當時的整個禮制。如果隱公聽了臧僖伯這番諫辭明白了“禮”對他的制約性，“如棠觀魚”這種“非禮”的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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