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汪曾祺作品中展現了美的藝術世界：渾樸的畫面、淡雅的意境;人物純樸、美的人性;語言明快、美的語言。
作為中國近代“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一生都彌漫著書生氣、士大夫氣，他的作品遠離重大題材，沒有性格復雜的大人物，小人物往往是主角，也沒有強烈的戲劇矛盾沖突，一些鮮為人知的劇本創作、甚至書畫作品中，也彰顯出人性美。這些特點正如他的散文《七十書懷》中坦言的，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汪曾祺的上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一篇《受戒》將小說從冷硬的氛圍中帶入溫馨的人性世界，繼而又連續發表小說《鑒賞家》、《大淖記事》和《湘行二記》、《紫薇》等散文名篇后，中國文壇生巨大震動，掀起一股“汪曾祺”熱。人們歡呼這種充滿理想人性追求和溫馨柔婉藝術風格的作品的出現，在汪老營造的那種縹緲迷人、如夢如幻的氛圍中，讀者的心弦緩緩地被撥動，人性之美在不斷升華。
一、渾樸的畫面，淡雅的意境
汪曾祺的文學作品風格清新秀逸、寧靜致遠。微弱抗議、溫熱的悲憫、逍遙的妄想、超脫的情思、渾樸的畫面、淡雅的意境、浪漫的風俗……這一切構成了現當代文學天空中一道亮麗奇異的風景線，營造了一種美的意境，有著非常重要的審美價值。
汪曾祺以平等的視角對環境、風物、風俗、風情的細致描寫。他的作品，很少采用“開門見山”的寫法。作品的開頭總有大段的關于環境、植物、風俗、典故等的描寫或考證的文字。比如：《職業》中關于文林街從早到晚各種吆喝聲的描寫;《戴車匠》中關于戴車匠那間小店所處的方位及其左鄰右舍的描寫;《異秉》中的那些生意經的交待;尤其是《大淖記事》的開頭，從對“淖”字的考證，寫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漿坊、鮮貨行、輪船公司、碼頭……然后又寫到西邊的錫匠和東邊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場還在后邊。汪曾祺把這些東西寫得形神兼備，引人入勝。不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讀性，而且平添了藝術上的真實感。對世間生活懷有熱情和肯定，使汪曾祺對現實的一切懷有極大興趣去描繪，去欣賞，去表現，使他們一無遺漏地、全面地、豐富地展示出來。他不管什么中心人物、主要線索，寫到那里都是洋洋灑灑，精勾細畫，交待得詳而又詳，給人一種豐滿繁實的美感。
現代作家必須懂得人事在一定背景中發生。汪曾祺深通此道。他總是通過環境，尤其是通過人物的謀生方式表現人物。他善于從多側面去開掘找尋人物性格的基礎，確定人物存在的空間，給人物展開廣闊的生活天地，從而使人物左右逢源，處處觸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實美。汪曾祺總是在作品中勾勒獨特的地方風光，融匯諸多風俗畫，渲染一種淡雅氛圍，洋溢著濃郁的鄉俗風情和生活氣息。
二、人物純樸，美的人性
汪曾祺的作品字里行間始終閃爍著一種“人性美”，人性美也是他孜孜追求的終極目標。他自己也曾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的創作取材自由，多描寫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情調，自有一種行云流水的灑脫之美，致力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向藝術本身回歸，文學創作處處關注人性，形成了以“靜”為核心的審美理想。
汪曾祺作品中“小人物們”鮮活生動，處處展現人性之美。他對待這些人物，并不是像魯迅寫阿Q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者像《祝福》那樣揭示其凄慘的悲劇命運。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說那樣反映他們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掘蘊藏在他們內心的美質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晚飯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頭匠和賣糖郎，《雞鴨名家》中的陸長庚、余老五，《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陳四、陳泥鰍……這些下層勞動者的生活并無多少光明可言，但他們的生活充溢著一種生命的歡愉，他們都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
三、致力于美探因
汪曾祺是真正在作品中體現了人生與人生態度的一位作家。他敦厚儒雅的氣質，富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又善于接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思想，同時由于他對下層勞動人民無意識的心態上的接近和對故鄉發自內心的熱愛，形成平等的視角，使作品的主旨直擊人性本質，用積極的人生態度發掘其中的美。
汪曾祺的充滿傳統文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其父溫柔敦厚、隨和灑脫、情趣盎然的品性修養深深地影響了他，對他的作品中貫穿著的信念、行云流水般的氣韻、生老病死的通達態度的形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郵故鄉如詩如畫的水鄉風物也滋潤著汪曾祺的身心，他總是把和觸伸向閭巷平民、運河人家。美麗的水鄉景色、純樸的人際關系，為汪曾祺作品風格的形成奠定了題材基礎。
汪曾祺師從沈從文，沈從文的文學創作思想，對湘西人性本真的追求對汪曾祺的影響很大，使汪曾祺專心于民欲風情題材的寫作，致力于表達超脫功利的生活態度、構筑自然純樸的理想境界。
汪曾祺自身坎坷的人生經歷、豁達純凈的性格也影響著他的創作。他就讀于昆明西南聯大時遭士兵的訓斥，1946年在上海失業時則一度打算自殺，1958年被定為右派，下放農村改造，文體大革命期間因跟著江青搞過樣板戲深陷政治漩渦，所有這些遭遇都給這個善良斯文、清純如水的書生一次次粗暴的打擊;文弱的、堅守傳統的汪曾祺卻表現得豁達純凈，安于命運的撥弄，或至多在作品中轉化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謔，或心平氣和地傳達自己隨遇而安、自得其樂的人生態度，或閉上眼睛，陶然于充滿溫情的桃源夢境。因此，汪曾祺作品的主調是對現實陰冷和此岸痙攣的體驗，這種體驗又風照于對彼岸鮮活跳動的生存方式的熱情贊美和忘卻人生痛苦的通脫曠達的必境的自適之上，重在展現人性美，對人性美的崇尚與盛贊。
古稀之年的汪曾祺終以他的不懈追求為我們開辟了一大片藝術天地 ――回避大波大瀾的題材，營造了一個洋溢著濃郁地域風情、充滿著人性美的的藝術世界。正是這位博識的具有雜家風范的汪曾祺讓疏朗質樸、清雅溫馨風格重回小說創作的領域，有了汪曾祺等人的努力，文藝作品獲得了人性化藝術化的回歸，這是文學發展的幸事。
特別是90年代，汪曾祺的散文名作《七十書懷》、《自得其樂》、《祈難老》、《無事此靜坐》及小說《遲開的玫瑰或胡鬧》、《鮑團長》、《尷尬》、《賣眼鏡的寶應人》等作品，從思想意義、人物形象、文化色彩、語言風格等角度多方面展現了汪曾祺的步入老年后以更加成熟的心態關注人性，以事實洞明的眼睛發掘美好，在作品中不斷強化他追求人性美、頌揚人性美的人生文學創作理念。
可以說，在現實主義文風占主導地位的新時期文學殿堂中，正是汪曾祺這類謳歌人性之美、揮灑恬淡心境、語言風格靈秀飄逸的作品的出現，才增添了明麗瑰奇的色彩，讓我們在充盈著人性光輝的文章，體會生活中美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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