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dǎo)語：陶淵明也開啟了一代又一代中國文人的田園生活夢，年過不惑的他，掛印去職，隱居于廬山腳下，躬耕田園，在那里寫出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大量膾炙人口的詩句，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些他的田園生活怎樣過?
幾度為官多次辭退
陶淵明(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jié)。陶淵明是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輕時一度出仕，做過江州祭酒、鎮(zhèn)軍參軍、彭澤令等小官。41歲時，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掛印去職，隱居于廬山腳下，躬耕田園，飲酒賦詩，終老一生。
陶淵明原本也有一官半職，俸祿尚可，衣食無憂，但是“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個性，使得他不能忍受官場的做作，內(nèi)心飽受掙扎。陶淵明第一次出仕(做官)，是在他29歲時。
蕭統(tǒng)《陶淵明傳》曰：“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官吏職，少日自解歸。”也就是說，因為家貧，陶淵明出來做官了，可是他不能忍受官職之累，干了很短的時間，就辭掉世人羨慕的美差，回家種地曬太陽。辭職后不久，州里又召他去做主簿(主管文書簿籍的官吏)，陶淵明謝絕了做官，大概在家賦閑了六七年。
晉安帝隆慶四年(400年)到恒玄手下做事。第二年冬天因母親喪，又辭去官職，回到家鄉(xiāng)。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陶淵明再度出仕，做了劉裕的參軍。后來又做了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405年，陶淵明出任彭澤(今江西彭澤)令，這是他仕途生涯中最后一任官職。
蕭統(tǒng)在《陶淵明傳》中說：歲終，會郡譴督郵至。縣吏請曰：“應(yīng)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即日解綬(指解官)去職，賦《歸去來兮辭》。
督郵是漢代設(shè)置的一個督察的官職，位輕權(quán)重，凡傳達教令，督察屬吏，案驗刑獄，檢核非法等，無所不管。魏、晉起地位不如前代，以后設(shè)置漸少。陶淵明不善于溜須拍馬，他不束帶見督郵，可見對官場這一套非常抵觸，于是干脆掛印去職。
從表面上看，陶淵明辭官是不愿意曲身迎接、阿諛奉承上司，但是大背景則是東晉時期政權(quán)更替頻繁，社會黑暗，人民顛沛流離。就其個性來講，則是陶淵明深受圣賢書的熏陶，按照孔老夫子的話講，士子“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當(dāng)天下無道或政治抱負難以伸展時，士大夫往往采取一種消極避世的態(tài)度，回歸田園世界，縱情山水之間，一似閑云野鶴，無拘無束。
陶淵明在辭去彭澤縣令時所詠《歸去來兮辭》很能表現(xiàn)他的心跡。“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強制)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指為官之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歸隱后有三處居所
陶淵明掛官歸隱，并不是浪跡天涯，成為游云散鶴，他選擇了回歸故里位于廬山的田莊，以自耕自作，飲酒作詩的方式，享受生活。
陶淵明辭官后，生活會如何呢?很多人認為，陶淵明在歸隱后過著貧窮的生活，依據(jù)是《歸去來兮辭》中“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shù)。親故多勸余為長吏(縣府中的丞、尉小官)，脫然有懷，求之靡途(無門路)。”
這些多是陶淵明的自謙之辭，陶淵明的生活雖然談不上富足，但也不會太差。陶淵明系出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雖然到了陶淵明時，家道中落，家里仍然有房有田，可以保證他的基本生活。
另外，廖仲安先生在《陶淵明》中認為：陶淵明出仕彭澤令的動機，也是為歸隱做物質(zhì)的準備。說穿了，也是為了歸隱以后能有酒喝，有飯吃。當(dāng)然，從陶淵明為官情況分析，他不屑與時俗同流合污，官俸顯然不會太高。
不過，從陶淵明自己撰寫的詩句中，人們還是能了解到陶淵明當(dāng)時的生活狀況。《少五適俗韻》云：“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十余畝土地，八九間房屋，足以自耕自足，養(yǎng)活自己，這也是他能夠享受田園生活的基礎(chǔ)。
逯欽立先生在其校注的《陶淵明集》里稱，陶淵明故居有三處，其一便是園田居，在廬山南麓，也就是陶淵明歸隱后的主要居所。朱自清先生也說“淵明始居柴桑，嗣三經(jīng)移居，上京、南村、潯陽是也”。
而且他在辭彭澤令歸來時，曾有“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的記載，這也說明他家的經(jīng)濟生活高于一般社會家庭。正是有了物質(zhì)保障，才可能有富余的時間、充沛的精力，寄情山水，激發(fā)思維，創(chuàng)作詩文。正如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中說，陶淵明究竟是個“爵同下士，祿等上農(nóng)”的詩人，才可能有“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的悠閑生活。
陶淵明在《歸園田居》所歌詠的不僅是他歸隱后的生活寫照，也是他理想的生活愿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正是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他創(chuàng)作出了“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詩句，也創(chuàng)作出《桃花源記》等經(jīng)典之作。
草屋被毀移居船上
陶淵明每天的生活就是養(yǎng)花種草，或者到田間耕作。勞作是必需的身體鍛煉，種植花卉苗木乃是陶冶情操。溪間垂釣，縱情山水，一似閑云野鶴，無拘無束。
陶淵明所屬房屋的結(jié)構(gòu)、形式，根據(jù)文獻的記載推測，兩所住宅是工字廳，另一所在堂后接圓形草廬。建筑史專家傅熹年院士1987年2月去美國考察，在美國克利夫蘭博物藝術(shù)館看到一軸《歸去來圖》長卷，描繪了陶淵明的形象及其居住的形狀，畫卷描繪的三處房屋是草頂或席頂?shù)淖≌８鶕?jù)文獻記載，陶淵明房屋采用工字廳結(jié)構(gòu)，另一所在堂后接圓形草廬。
按照中國民間風(fēng)水學(xué)的理論，陶淵明的房屋“枕山、環(huán)水、面屏”是符合風(fēng)水佳地的標準的。在當(dāng)時農(nóng)業(yè)文明的模式下，“背山面水”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有山有水的丘陵地帶，背山面水之處土地肥美，利于農(nóng)業(yè)耕作，可以獲得好的收成;另一方面房屋背靠山嶺，可以阻攔風(fēng)沙，而臨近水源，則給用水等生活帶來便利。
面對山水美景，生態(tài)環(huán)境，激發(fā)了詩人的田園情懷，“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因此，陶淵明每天推窗看到的是“南山悠然”，才會有“心遠地自偏”的感受。“郁郁荒山里，猿聲閑且哀。悲風(fēng)愛靜夜，林鳥喜晨開”。即使是農(nóng)作，在詩人眼中，也是貼近自然的一種體驗與快樂。“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正是在隱居的田園生活中，他得到了精神上的快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以才會有“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感悟。
遺憾的是，陶淵明歸隱后的第三年，即公元408年，“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的住宅，被火燒毀。這把火對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影響。不過，房子沒了，陶家還有一條船，一家人寄住在船上度過了初秋。同年，陶淵明將家搬遷至南村，南村在潯陽城外不遠的地方。南村也是逯欽立先生所說的陶淵明三處住所的另一處，在陶家未遇火災(zāi)前，不是陶淵明的理想住所。“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指移居事)”。(《移居》)因為火災(zāi)，草屋被毀，陶淵明才移南村，繼續(xù)他的耕植生活。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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