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年輕時寫過一首詩，名叫《悲哀的十八歲》，大意是說，后悔在十八歲時沒有做點什么，比如愛上一個人，不管她是女孩、女孩她媽還是人妻，演繹一場轟轟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愛情故事；再比如犯一個錯誤，在歲月的河邊拼命奔跑，讓浪花打濕褲腳，丟了鞋便赤腳行走，跌倒了爬起、讓淚水流成河再流進歲月……總之應該讓十八歲在人生中留下一道痕跡，不管是傷痕還是軌跡，只要能有回憶，哪怕是記憶的殘片，也強于現在什么都回想不出來、似乎根本不曾有過十八歲的人生。
詩寫得一般，但其想法我至今認可。這就是寫詩的人生，是青春的我和我的伙伴們青春的心態。
我原在造船廠當工人，偏居巢湖一隅，享受孤獨，但年輕人畢竟耐不得寂寞，便走出去尋找同道。聽說巢縣（今巢湖市）文化館有一個巢湖詩社，便找了過去，為我開門的是當時巢湖詩壇風頭最勁的青年詩人某某。當兩雙大手握到一起時，雙方均堅信這是歷史性的會見，必將書寫詩歌創作歷史新篇章。
詩人的狂妄自然是無邊無際，我認為那是一種健康的創作心態，并非真的無知。我們猶如一群年輕的野馬，漫無目的地奔跑，快樂地奔跑。卻有一個人給我們套上了籠頭。
這個人是蔡善康。說他是巢湖詩社之父或之母均恰當。他起初在文化館辦了詩歌學習班，學員們結業以后仍不愿分開，便在蔡善康的指導下組織成立了巢湖詩社。詩人的狂野與散漫絕不亞于野馬，卻在蔡善康的調教下盡展其才，雖不至一日千里，卻能夠無拘無束地揮灑才情、快意人生。
我可能是第一個加入詩社的非詩歌學習班出身的“外人”。隨著巢湖詩社影響力逐漸增大，加入的有才氣和名氣的詩人逐漸增多，加之詩歌學習班也沒有再辦，其成員便更加多元化，我也逐漸成為詩社的“老人”之一了。然而，無論其參加詩社有多晚、學歷有多高、年紀和名氣有多大，均一律稱蔡善康為“蔡老師”，即便他后來成為館長、局長，依然這樣稱呼。
巢湖詩社出了一些較有名氣的詩人，作品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然而，結果并不如我們所愿：沒有出現如北島、舒婷之類著名詩人，更不論當初不在話下的艾青、田間之流，自然不要再提李杜了。如今絕大多數不再寫詩，或為生活所迫、或因志趣所向，均流于平庸。只有幾人仍然堅持，其實也不能叫堅持，如方華所言，這是他們選擇的生活而已。其實，無論當初寫不寫詩，我們都是這樣，我們原本就如此平庸，或者說平凡，是詩給了生活光明。離開詩以后，生活依然光明，因為曾經有過詩。
對我們來說，寫詩的原因很簡單：愛詩。當然其背后也有不同的`出發點，比如當時寫詩是一種時尚、剛剛改革開放、文化的大釋放、生活還不夠豐富多彩等等。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寫詩能讓女孩子刮目相看（詩社也有少數女詩人，她們寫詩的出發點我就不得而知了）。當時女孩最欣賞的有兩件事：一是寫詩、二是彈吉他。我會寫詩，又勉強學了點吉他，卻并沒有獲得女孩子的青睞，可能是我學藝不精吧。
然而，無論是因為什么而寫詩，其結果都是一樣：讓你的人生有了詩意。對我來說，盡管十八歲干過什么想不起來了，但我肯定在寫詩，還堪回味。
換句話說，當初寫詩是因為寂寞，需要與人交往、交流。其佐證是：我在耐不得寂寞時尋找別人，同時別人也在尋找我。單高俊、盛玉生等不遠十余里，騎自行車從城中心到巢湖邊的造船廠來尋我，并不是因為我的詩寫得好、名氣有多大，而是我起了個女性化筆名，以為我是美女詩人。見到我一臉不鋤不耙的絡腮胡須、一身被汗浸透的藍色破工作服，不禁大失所望。誰知由此成就了我們三十年的友情。種瓜得豆，誰說沒有收獲？
可能我們中很多人并沒有多大的才能，詩寫得也未必多好，但每個人都無悔，都會認為寫詩絕對是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事。巢湖詩社便因為聚集了這么多人青春的歲月而閃光，至今已有三十年。盡管其早已自然解散，卻總被人提起，也被寫入了巢湖市文化史。蔡善康已退休數年，目前遠在北京女兒家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聽說他在和學生們電話交流時表示要寫點什么，我便忍不住寫下此文以表敬意，并希望老師能再和我們談談“關關雎鳩……”。我想，十八歲時如果擁有一位人生導師，當也堪慰。
青春本身便是詩。現今年輕人即便不寫詩，也不減其詩意。青春時只要有追求、有想法、有熱情，狂妄一些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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