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醫院有個病友叫張瑾，我們兩個在醫院關系很好，但我們兩人差異很大。張瑾刁橫，我謙和；張瑾和除我外的病人、醫生護士關系都不好，我和絕大多數病人、醫務人員關系都很好；張瑾只讀了小學五年級，我是博士；……盡管我們兩人差異很大，但我們兩人是好朋友。
張瑾臉龐像刻出來的希臘美女，清晰明朗的面部線條，棱廓分明的嘴唇，挺拔的鼻梁，大大有神的眼睛，兩條像畫上去的眉毛。挺拔的胸，細細的腰，個子不高不矮，按照世俗的眼光， 祂是一個美人。
張瑾在和我的交往中她談得最多的便是她的男朋友們，她那時候在醫院對我一會兒說她這個掙大錢的男朋友會來救他，一會兒說那個掙大錢的男朋友會來救她。她說這些發自她的內心，我從她幻想的眼神可以看出，她真以為她的那些男朋友們會來救她出精神病院。我知道她的幻想絕對不會實現，但我從來不去打攪她的幻想，因為我覺得她可憐。后來我學了心理學，知道她是關系妄想，這種病按照心理學老師的說法，只有等她關系妄想的對象死了才會好。但那時我在醫院就治好了她。
我是怎么治好她的關系妄想的呢？
話說我那時在醫院，我仍然寫我的博士后研究報告。醫院沒有計算機提供給我，我只好手工操作，寫好的文章改后再抄一篇。醫院里是不允許病人有紙、筆的，因為怕精神病人自殺或傷人。所以整個病區70——80個病人，只有我一人經醫生同意特許有紙筆，所以病友們都很羨慕我，當我說出我要找個人幫我抄文章時，好幾個病友都來爭取，有大學生，有大專生，有中專生。張瑾落寞地坐在一旁，羨慕地看著大家圍著我。
我發現張瑾落寞地坐在一旁，平時傲氣、幻想的眼神變成自卑，我知道她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即使跟我關系再好，她也覺得我不可能選她來幫我抄博士后論文。
但我走向她，對她說：“張瑾，寫幾個字給我看。”
“寫幾個字？”她疑惑的問。
“是的。”我答到。
她拿起我手中的筆，在我手中的紙上寫了她的名字。
我看那字，寫得工整有力。
我說：“你幫我抄文章吧。”
“我？”她指著自己不相信地問我。
“是的。”
“我？我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呀？！”她還是不相信。
我將我手中的文章和紙筆全部給她。
她笑了，面容又恢復成傲氣和幻想，高高興興地回房去了，當然拿著紙筆。
我則去給護士醫生講我需要張瑾給我抄文章，以免他們阻撓她。
我的博士后論文是研究女童失學的問題，張瑾很感興趣，她在抄的過程中幾次跑來我房中給我提建議要修改我的博士后論文， 她的建議多半很幼稚，但是我不忍心打擊她的自信心，便去她的房中將她提的接近我論文內容的一條建議改進了我的手稿中。
當張瑾看見我將她的建議改進了我的博士后論文手稿時，她眼神是那樣純正，透著天真、快樂和驚奇，那一刻我知道她有治愈的希望了。因為那一刻我覺得她平時說這個掙大錢的男朋友會來救她，那個掙大錢的男朋友會來救她的原因一則是因為她的病——關系妄想；二則是她沒有自信心。
我心里說：“好可憐。”但同時我又在心里說，“我把她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精神病患者的意見寫進博士后論文，她的自信會得到大幅度提高。”
于是，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常贊美她——字寫得工整，給我的博士后論文建議提得好等等。
慢慢地，張瑾談她的男朋友們少了，開始說她家里的人，說她在家都做些什么，她才20歲，總共也沒有做幾年事。但我總是認真地聽，并鼓勵她出去后找工作。
慢慢地，她和我談她可以找什么工作了，我也總是認真地聽。
兩個多月過去了，藥物加上我的鼓勵，張瑾在我的眼中改變了不少——不再談幻想中的男朋友來救她了。
醫生叫我出院了，走之前，我去跟張瑾告別，張瑾含著眼淚拉著我不放，她說：“我會做家務，也會抄寫，你把我帶在你身邊，我為你做事，我也不要報酬，我只求跟著你。”
我笑笑，掙脫了她緊抓的手。因為我知道，這不現實。但我同時也知道她不再把她的希望寄托于她的那些有錢的男朋友身上了。
我出院了，但我時常掛念張瑾，很想去看她。但我回到北京大學搞科研，沒有機會和時間到上海的醫院去看她。令我欣慰的是她終于掙脫了對男朋友的幻想。
后來中國興起了請保姆，我的心中便常響起張瑾那句帶哭音的話：“我只求跟著你。”
我很想將張瑾請到家中做保姆，但我仍然沒有實行，因為我有理智。
但愿張瑾說的“我只求跟著你。”變成了“我只求跟著主基督耶穌。”因為我知道那才是真正能救贖她的，因為投靠基督耶穌強過依賴王子。謝謝主基督耶穌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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