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原文+故事

2024-10-25 琵琶行

　　著名的詩人白居易是一位才子，他創作的詩作《琵琶行》被后人所傳誦著。而如今也成為了語文教科書上重要的一課。那么白居易在寫著篇佳作時候，有著怎樣的故事發生呢?

　　白居易《琵琶行》原文+故事

　　唐代宗大歷年間，唐朝已進入中晚期。在這一時期，最著名的詩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祖籍山西太原，后遷居下邽(guī)(今陜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和父親，做過縣令這類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有一定的文化。在這樣的家庭中，白居易很早就識字了，五六歲時就開始學寫詩，七八歲已懂得聲韻。后來，他的父親調到徐州一帶，全家也隨著遷居符離(今安徽淮北)。這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興兵叛亂。為避戰亂，白居易被送到比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親友家比較窮困，他們過著借米下鍋、討衣御寒的貧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這使他對真實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認識和了解，對他以后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十五六歲時，白居易帶著自己的詩稿，去京都長安，拜見詩界前輩顧況。顧況為人很高傲，但讀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后，大為贊賞。白居易的詩名便在長安傳開了。白居易直到二十八歲才考中進士，兩年后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一職。

　　唐憲宗即位后，因器重白居易的詩名，提拔他當翰林學士，后又任諫議大夫。在這時期，白居易寫了不少諷諭權貴、反映人民疾苦的詩作。這些詩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權勢的人。

　　公元815年，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刺客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裴度。當時白居易任左贊善大夫，按朝廷規矩，這個職務只管給太子講道德修養之類的道理，不得干預朝政。可白居易不管這些，憤而上書，要求捉拿兇手。這給那些心中懷恨的權貴們找到了口實，經過一番鼓動，唐憲宗下令把白居易貶為江州刺史。還沒到任，第二道詔令又來了，白居易被降為江州司馬。在江州期間，他寫下了著名的敘事長詩《琵琶行》。

　　公元822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職，公元825年，又調任蘇州刺史。公元842年，他擔任了刑部尚書。他雖又被朝廷重新啟用，但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時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團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負和理想仍無法實現，他的意志逐漸消沉。晚年，他篤信佛教，常常一連幾個月不吃葷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滿等來往很密切，不僅結成香火社，還出錢整修了香山寺，他自己也自號為“香山居士”。

　　公元846年(唐武宗六年)，白居易在一場重病后去世，終年七十五歲。

　　白居易一生創作了二千八百多首詩，八百多篇散文。流傳最廣的是以《長恨歌》。那時在鄉校、佛寺、行旅中，僧侶、婦女都有人歌詠他的詩作。《長恨歌》是一首長達一百二十句、八百多字的敘事長詩，是他和友人游覽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而創作的。作者運用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敘述了李、楊二人的愛情悲劇，藝術化地再現了當時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歡迎，廣為傳唱。

　　與《長恨歌》同樣著名的，是他被貶江州時寫的《琵琶行》。這是一首長達六百多字的長篇敘事詩，記敘了作者在潯陽江送客時，聽到一位曾在長安紅極一時的歌女彈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婦”的凄涼經歷，從而感慨自己被貶江州的遭遇。詩中既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這樣極具表現力的詩句，描畫樂曲聲，也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樣深沉委婉的句子，表達作者的感慨。這兩首長詩，不僅有詩的意境美、語言美，而且還有生動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歷代的好評，成為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他也被譽為善寫敘事詩的巨匠。

　　但白居易自己最為看重的，是他的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中的《輕肥》一首，題目取自《論語》中的“乘肥馬，衣輕裘”，概指權貴們的奢侈生活。詩中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宴時的驕橫和不可一世，而當時“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樂府是古代一種詩歌體裁，原本指樂府官署采集的民間樂歌，或樂府中的樂官們創作的樂歌。初唐時，詩人們大多按樂府的舊題進行創作，這類作品在李白、杜甫時得到了發展，如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等。而白居易則倡導了“新樂府運動”，發展了這種寫作方法，并確定了“新樂府”的名稱。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采用樂府歌行體，大多三言、七言交錯運用。白居易十分推崇陳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仍認為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句子不過十有三四，所以他的《新樂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勞苦大眾的真實生活和社會矛盾，很有現實意義。其中較出名的有《杜陵叟》《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

　　在長安的文學創作

　　白居易一生共有作品三千七百馀篇流傳至今，居唐代詩人作品數量之冠，其中80%都是詩歌。白居易在長安時期的文學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且具有明顯的特點。眾所周知，白居易是唐代新樂府的倡導者與踐行者，所謂新樂府，即用新題寫時事，不依譜，不入樂，往往根據作品內容而自創新題。其在《新樂府序》中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些話被視為新樂府創作的總綱領。白居易的新樂府全部為諷喻詩，而諷喻詩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反映了社會的真實情況，發揮了文學的積極作用。如《新豐折臂翁》末尾寫道：“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表現了同情社會下層人民、反對開邊戰爭的態度。《杜陵叟》則描寫了下層勞動人民被官吏殘酷剝削、壓榨的悲慘狀況，“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幾乎每一首諷喻詩都是如此，如《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賣炭翁》，“苦宮市也”；《隋堤柳》，“憫亡國也”；《草茫茫》，“懲厚葬也”；《捕蝗》，“刺長吏也”；《上陽白發人》，“愍怨曠也”。白居易最看重的就是諷喻詩，認為其價值在于“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如《秦中吟十首》，白居易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這是此類詩創作的目的。關于諷喻詩創作的時間，白居易說：“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謂之諷諭詩。”可知這些詩都是其在元和初年任左拾遺以來所作。白居易說其寫的諷喻詩有一百五十首，今人統計有一百七十多首，編入新樂府的有五十首。這些詩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是白居易將其犀利的目光投射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發現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各類問題，再經過“遇事托諷”“美刺比興”的藝術加工，形成了前人不曾有過的特色。白居詩歌創作的另一類作品則是所謂閑適詩。白居易說：“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可知其創作有兩個方面，即達則兼濟天下，故作諷喻詩；窮則獨善其身，故有閑適詩。體現了白居易所具有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思想觀念。這些閑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所作。其中部分是在長安期間創作的，如《酬哥舒大見贈》《思歸》《杏園中棗樹》《自題寫真》《游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酬張十八訪宿見贈》《朝歸書寄元八》等。閑適詩題材廣泛、性質復雜、風格多樣、清新自然，但不是白居易詩歌的主流。按照白居易的分類，除了諷喻與閑適兩大類作品外，還有一類感傷詩，主要是自己“隨感遇”的詠嘆，其中最著名的是《長恨歌》與《琵琶行》，還有《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禁中秋宿》等，均屬此類。《琵琶行》寫于其任江州司馬時，不在本文的論述范圍內。《長恨歌》寫于元和元年其任盩厔縣尉時，盩厔為京兆府下屬的畿縣之一，故可以將此作品劃分到其在長安的文學創作范圍內。白居易在盩厔與《長恨歌傳》的作者陳鴻相識，一同出游唱和，遂創作了《長恨歌》這首千古絕唱。關于《長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詩歌主題方面，有愛情說、“隱事”說、諷喻說、雙重主題說、時代感傷說等不同觀點，也有主張擯棄單一主題說的模式，把李、楊悲劇分別看作愛情悲劇、政治悲劇和時代悲劇，將三重主題構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統一的整體。總之，這首詩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用清麗自然的文字，創作了一首故事完整、抒情浪漫的敘事詩。此外，白居易還有雜律詩約一千九百一十四首，占了其詩歌作品的大部分，白居易將其分為律詩與格詩，包括五言、七言絕句。在長安期間創作的主要有《賦得古原草送別》《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代書一百韻寄微之》《暮江吟》《縣西郊秋寄贈馬造》等，數量甚多，不能一一列舉。其中《代書一百韻寄微之》為長詩，在聲韻對偶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缺乏深刻的社會意義。其中亦有不少優秀作品，如《賦得古原草送別》《暮江吟》等，均為膾炙人口、優美自然的作品。白居易還是一位散文大家，只是由于其詩名太顯，掩蓋了其文名。近年來，加強了這一方面的研究，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元和文章正宗，應為元白，而非韓柳。白居易的文章多撰于其在長安期間，如《策林》七十五篇、《百道判》、中書制誥、翰林制誥等，至于奏狀、墓志、碑碣、書、游記、祭文之類，大部分亦撰于這一時期。白居易的文章，議論文“結構嚴謹，論證充分，說理透辟”；游記散文“文筆清新，自然明快”，描寫景物“著墨不多，而體物入微，情景逼真”。尤其在前期，“筆多諷諫，詞鋒峻切，氣勢凌厲”；后期則多怡悅性情的閑適之作，大多清新自然，極少雕飾，充溢著恬適之趣。所以白居易的散文應在唐代古文運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文學理論方面亦有很大的建樹，主要反映在《與元九書》一文中。這篇文章寫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其于此年七月已貶到江州，當是在江州司馬任上所撰，然其文學主張卻是在長安期間形成的。白居易在充分肯定了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的同時，突出強調了詩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社會功能，進而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主張。他還主張詩歌“惟歌生民病”，即要反映民間疾苦，為后世詩歌創作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在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方面，白居易強調語言、形式為內容服務，要求形式通俗、語言淺顯。這些理論與主張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故《舊唐書》本傳曰：“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陳寅恪先生甚至譽《新樂府》為“唐代詩中之巨制，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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