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量的文人士子走向了民間，推動了元曲等市井文藝的發(fā)展。詞無法逆轉(zhuǎn)逐漸衰落的進程。元代對柳永的接受并不在他的詞上，而是對柳永人生遭際的認同和對柳永形象的塑造上。元代的書會才人混跡市井的生活處境和柳永確有相同處，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和價值取向也繼踵柳永在歌妓詞和一些自抒懷抱的詞作中表現(xiàn)出的放浪形骸、狂放反叛的精神。元代書會才人對柳永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二個方面：
一、市井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柳永雖生于習儒之家，但仕途的蹇塞使他長期混跡于市井間，寫下了大量帶著世俗情味的歌詞。他雖懷揣用世之心，但浪漫直率的個性使他流露出愿擺脫名利羈役，沉醉世俗生活的叛逆精神。如他的《傳花枝》：
平生自負，風流才調(diào)。口兒里、道知張陳趙。唱新詞，改難令，總知顛倒。解刷扮，能口兵嗽，表里都峭。每遇著、飲席歌筵，人人盡道。可惜許老了。
閻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廝好。若滿限、鬼使來追，待倩個、淹通著到。
人生命運的相似，使元代的失落士子在柳永身上找到的知音之感，他們也如柳永一樣，大聲地喊出了對自己才華的自負，和對追歡買笑的浪子生活的褒贊。如關(guān)漢卿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表現(xiàn)出的狷介個性便與柳永相同，對浪子生活的自豪感也與柳永《傳花枝》有異曲同工之妙。
喬吉的（正宮綠幺編）《自述》同樣寫出自己批風抹月式的浪子生活：
不占龍頭選，不傳名宦傳。時時酒圣，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
“煙霞狀元，江湖醉仙”頗有柳永《鶴沖天》“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意味。而“流連，批風抹月四十年”則是直言不諱地宣揚自己大半人生的市井生活。再如貫云石的《斗鵪鶉》：
柳七樂章集，把臂雙歌真先味。幽歡美愛成佳配。效連理鶼鶼比翼。云窗共寢。聞子規(guī)，似繁華曉夢驚回。
則直接通過對柳永詞和柳永倚紅偎翠生活的肯定，陳福升評道：
“元代文人流連倡樓妓院，從聲色之娛中獲取精神上的慰藉，而且毫不避諱地把這種聲色之樂表現(xiàn)在自己的曲中。這和柳永在詞中表現(xiàn)自己流連溫柔鄉(xiāng)，醉生夢死的生活如出一轍。”
元代書會才人對柳永混跡市井的生活態(tài)度的體認，還表現(xiàn)在他們的戲曲作品中對柳永式的浪子才人形象的塑造。元代雜劇中敘寫與柳永相關(guān)故事的作品據(jù)鐘嗣成《錄鬼簿》有關(guān)漢卿《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戴善夫《柳耆卿詩酒玩江樓》等。關(guān)漢卿的《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是完整保存下來的雜劇作品。
柳永在關(guān)漢卿的筆下成為了一個風流才子的形象，表現(xiàn)出了他對世俗情愛生活的肯定和對傳統(tǒng)儒家觀念的突破。柳永、謝天香亦成為了才子佳人的代名詞，不斷在元曲中出現(xiàn)，如《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我比謝天香名字真，（卜兒云）他可做得柳耆卿么？”、《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哎，你個謝天香肯把耆卿戀’。
此外，還可以從鐘嗣成《錄鬼簿》對各個書會才人的評語中看到他們對柳永式的放浪生活方式的繼承。如評白樸：“拈花摘葉風詩性，得青樓、薄幸名。”評馬致遠：“萬花叢里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海方內(nèi)皆美談。戰(zhàn)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將書會才人拈花摘葉、批風抹月的生活方式表現(xiàn)了出來。
二、市民化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
柳永市民化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也與元代的書會才人相同。一是他們都大膽地運用市井文學形式。詞在宋代是市井中深受歡迎的新文學，文人們喜歡作詞，卻又看不起詞。柳永則不然，他主動地接觸這種文學體裁，而且還大量地運用市井新聲，開拓慢詞一體。元代的書會才人同樣有著如柳永一般對新興文藝的寬闊胸懷。他們元代市井的文藝形式——元曲的主要創(chuàng)作群體，像關(guān)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這樣的既有豐富人生閱歷，又擅長詩詞寫作的書會才人加入到元曲和雜劇的創(chuàng)作中來，對元曲這種新興的文藝形式的成熟和興盛無疑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正如袁行霈所說：“當他們掌握了戲劇特性，駕馭了世俗喜聞樂見的敘事體裁，便腕挾風雷，筆底生花，寫下了不朽的篇章，為文壇揭開了新的一頁。”二是他們都具有市井化的審美情趣。柳永之詞多為歌妓市民寫心,一方面有迎合市井民眾口味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柳永自己的審美情趣受到市井細民的審美情趣的影響。元代的書會才人同樣熱衷于市井文藝的創(chuàng)作，在他們的雜劇作品中，大多都代表了廣大市民“真、善、美”的生活追求，以及對社會不公的控訴和抗爭。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就說：“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這句話就揭示了柳永和元代的書會才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式和文藝觀念上都走的是市井化的道路，因此諸多評論者指出柳詞與曲相近，開曲之先聲。
元代戲曲中的柳永，都不是歷史上真實的柳永，而是經(jīng)過藝術(shù)加工的柳永形象。一方面雜糅了元代市民階層和書會才人的價值觀念，另外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了這個群體對柳永的認識和看法。本文認為元代敘事文學中的柳永形象，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宋代詞話筆記中的記載，如《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中入話部分就取自羅燁《醉翁談錄》。另一方面，柳永的形象還來自于他的詞作中所表現(xiàn)出的個性和精神。柳永在詞中表現(xiàn)出的價值取向?qū)嶋H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放浪形骸，擺脫名利羈役，追求個性自由的浪子才人精神；一方面又是希望被士大夫階層容納，積極用世的儒士精神。元代的書會才人根據(jù)自己和市井民眾的生活狀態(tài)、價值取向接受了作為浪子才人的柳永，而舍掉了有著積極用世的儒士精神的柳永。就這一點來說，元代書會才人和市井民眾對柳永形象的塑造也是對柳永其人其詞的一種接受，只是這種接受不是針對柳詞發(fā)表評價的顯性接受，而是對宋人筆記和柳詞所傳達出的柳永的精神個性、價值取向的體認。這是一種隱性的接受，而且也是元代柳永接受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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