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說《二馬》講述了1926年一對中國父子在英國倫敦的遭遇和經歷。今年，它將首次被搬上話劇舞臺，于11月16-17日在首都劇場首演，12月3日-4日亮相上海東方藝術中心。
10月9日下午，小說原作者老舍先生的女兒、《二馬》文學顧問舒濟，劇本策劃關紀新，該劇導演、編劇兼主演方旭攜全體主創和演員在北京正乙祠戲樓亮相，講述將這部融合了英式幽默和老北京韻味的小說搬上話劇舞臺的因緣故事。
小說《二馬》將以話劇形式與觀眾見面
《二馬》寫于1929年的英國，是老舍回國之前的最后一部小說，也是他早期小說的扛鼎之作。它與《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一起，奠定了老舍作為新文學開創者之一的地位。
在談到《二馬》的寫作動機時，老舍曾說：“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這部小說以從中國前往英國倫敦的老馬和小馬為主要人物，講述了二馬與溫都太太和小姐的愛情以及華人在倫敦的境遇。老舍用充滿幽默的筆墨描繪了老馬和小馬這兩個標題人物。
老馬雖然上過洋學堂，還入了洋教，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迷”。大哥客死后，老馬和兒子小馬前往倫敦接手馬家古玩店。“官迷”老馬不情不愿地變成了小商人。
與父親相比，小馬愿意融入新環境。年輕人的世界無非事業和愛情，小馬執拗地努力著，卻似乎都不順遂。他們寄居在英國女人溫都太太的家里。
異國生活中，二馬父子與倫敦的房東溫都母女產生了生活的沖擊和情感的關聯。房客與房東，中國人與英國人，父與子，母與女，鰥夫與寡婦，小伙與姑娘，老房著火的黃昏戀與失魂落魄的單相思……老舍在小說中設置了一組組鏡像般的意象，折射著人世間百態。
老舍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在這部小說里
在發布會現場，老舍的女兒舒濟表示，方旭用一個人演出了老舍的《我這一輩子》，用兩個人演了一出老舍的《 離婚》，用三個人演了老舍的《貓城記》，都贏得了很好的口碑。
舒濟認為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對老舍先生作品的極度喜愛，體會深，才能把這三個話劇演得出神入化，維持了、體現了老舍先生的原味兒。因此她對于這部全新的《二馬》十分期待。
方旭則談到和老舍的緣分。方旭說老舍去世那年他出生。他從小在四合院里長大，因此老舍的作品讓他覺得很熟悉，“說到底是對老北京味道的一種迷戀。今天大家說的懷舊，其實代表了對從小生活的那個環境的一種迷戀，包括吃的、喝的和聽的。”
而談到老舍先生的作品時，方旭則表示老舍一直試圖通過作品來教育國民，“人這輩子挺宿命的。老舍家庭比較貧寒，讀的是師范學校，所以他一輩子干的是老師。他所有文學創作的背后都是希望通過教育來改變這個民族和國家。包括《二馬》，其實也是在探討民族性的問題。從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對這個民族的生命和個體是有愛的，他希望這些個體能夠擺脫貧困。老舍先生想通過最溫和的方式——不希望是戰爭、也不希望是革命，而是通過教育。這個想法在他28歲時創作的這部作品中已有體現，并且貫穿始終。”
舞美造型偏寫意，嘗試“全男班”
在整體呈現上，方旭從原作中的幽默出發，以游戲的態度進行二度創作。他以英文報紙為貫穿全劇的元素， 二維漫畫與表演的結合，讓所有的故事發生在一張英文報紙里。
同時，方旭表示，道具、舞美和造型都契合全劇的風格，整體上比較偏寫意而非寫實，除了帽子、雨傘等必要的道具外，全劇并沒有太多實物道具。
在引人關注的溫都母女的選擇上，方旭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兩名男演員反串出演。其中被媒體譽為“姿才冠世最美男旦”的青年乾旦演員劉欣然，將出演溫都太太，與方旭本人飾演的老馬上演對手戲。
除了劇中的九個具名人物，五個“全男班”演員將輪流扮演甲乙丙丁戊幾個串場角色。演員的選擇，讓這部戲成為一部十足的男人戲，而這也是這部話劇的一大看點。
方旭表示，啟用“全男班”是希望多一些嘗試，從戲劇創作的角度來說，這絕不是惡搞，而是十分嚴肅的探索。“全男班”既給演員帶來了新鮮感，也能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馬》邀請到當今炙手可熱的獨立服裝設計師蘇廣宇擔任服裝設計，為該劇打造兼具英倫風情與“京味兒”的服裝。
與此同時，老濃、秦奇、杰力三位樂手也將助陣演出，為這部話劇帶來別具一格的現場配樂。
地域而非民族的隔閡構成了《二馬》的當下性
被問及為何《二馬》之前一直沒有被搬上舞臺時，方旭表示老舍筆下出人物勝于出故事。讀老舍的作品，會覺得他筆下的人物在眼前晃來晃去，但是故事性卻沒那么強。在多次的改編中方旭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這可能是老舍的作品較少被搬上舞臺的原因之一。
因此從《我的一輩子》開始，方旭就一直在探索一種和人物的思想、精神內涵比較契合的形式，把他的作品搬上舞臺。
另外，在將《二馬》搬上戲劇舞臺的時候，方旭首先想到的是這部創作于近百年前的作品的當下性與普適意義。在方旭看來，當下性并非民族性上的差異，即老舍創作時中國和遙遠的異域英國之間的差異。全球化時代，這種民族上的差異和陌生感已慢慢消弭，這給劇組提出了一個挑戰：一部近一百年前的小說，如何在舞臺上呈現英國?當下性將如何體現?
方旭給出的答案是，現在的中國人對西方已經不那么陌生，但不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當時老舍寫到的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往大說是種族歧視，往小說是地域歧視，這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仍然存在，比如對于特定地域人群的刻板印象。
“人和人之間的隔膜和歧視產生于相互的不了解，這點是共通的、不變的。所以我們沒有選擇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點，而是選擇了一個人與人之間隔膜的碰撞點，這個更有共性，也更能引起共鳴。”方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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