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新世紀初，鄙人眼所能及的土地里還多是戴著斗笠、背向青天面朝黃土的身影，干的是持鐮荷鋤、改造地球的營生。現如今“園地”已代替“農田”，土地大小不變，涵蓋的范圍卻變得寬泛得多。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玫瑰薔薇也罷，但凡不讓那土地終年毫無遮掩地暴露在風吹日曬下，土地的主人就算負起了職責。
造成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懵懵懂懂地，鄙人將其淺顯地歸功于農業稅的取消，各類工種的進一步拓展開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誕生在中國的一批人呵，尤指農村男子，普遍有著被各類體力勞動催生出來的強健體魄，以及后輩對其表現得懵懂的閱歷。
去年寒假鄙人歸園田居，瞧見鄰家伯孔武有力地揮動著鋤頭，早個二三十年前，人們寄期望于靠“研究七寸筆頭”，來擺脫七尺鋤頭的束縛。好在和平年代沒有多少七尺長槍的用武之地……當時由于筆頭是“物以稀為貴”，才獲得民眾如此青睞，隨著教育的普及，大學的擴招，筆頭也作為常態而被理解；鋤頭也早已不再純粹是貧窮生產生活的代表，在基本溫飽問題得以解決的前提下，它更像是一種釋放工具。而他們或許是最后一批會在自留地上滴下汗水的生產兵。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湖南長沙縣就出了個“李四喜”問題。當年迫于革命思想的壓力，興起一場針對農民自私狹隘思想的批判運動，媒體造勢+群眾呼應，最終聲稱對當事人完成了思想改造……事件真偽權且不議，但它也確實地展現了以農民為代表的普通群眾的生活期望，再過半個多世紀后看待當時的問題，其實他的目的很明確，無非是想安穩地擁有自我的園地。無奈當時是革命主調，此刻是經濟主調，對于同樣的事件，社會評價截然不一樣。
時過境遷，園地！單是字面意思就變得豐富而浪漫得多。它不再是土壤的專屬名詞，而多了匠人們在各自領域的私人屬地。
周作人先生聲稱自我的屬地是文藝，這范圍著實有些大了。畢竟多數人不具備他那廣博甚至晦澀的學識。不妨細分：潑墨點染的丹青師、雕梁畫棟木匠、和泥燒土的陶藝師、坐足十年冷板凳的作家學者……既能干好本職工作的也不耽誤陶冶情操。
從土地勞作直到其他生產生活，貫穿悠然自我的境界能夠概括為——眼前兩碗米飯，心中一粒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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