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顧城
不少人認識顧城大多起于《一代人》同時又終于《一代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此顧城就非彼顧城，而這首詩雖然曾經以朦朧詩的典范而出現，但是當人們已經在某一個較固定的層面普遍認同和接受了它，把它當成了“一代人”獨特的標志與象征，那么實際的它也就已經不再是以“朦朧”的形態而存在了。它成了一個有著特定指代意義的符號，詩的思想性雖被拔高了，而它的詩意和情緒性卻遭遇了不可避免的簡化和滑坡。(這里也許有一個不甚明顯甚至還有待商榷的悖論：朦朧詩的代表之作卻在不朦朧的層面被廣泛接受了。因此在朦朧詩最有影響的時候，“朦朧”的含義本身卻并沒有被完全的理解和接受。當然這已經不是本文所要和所能討論的了)
而如果每一首詩都像一個標語口號那樣確定不移，那么它就不值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去反復品讀和欣賞。今天當我重讀顧城的《一代人》，它吸引我的地方已經不再局限于它曾經據以成為典范之作的對一個時代以及那一代人遭際、姿態和抱負的統攝與反映。而是要遠在這一點之外，在詩歌本身自然保存的字句中。尋求那最初的表達沖動、表達難度、表達幅度和在這個尋繹的過程中我在其間自由領略時所享受到的快感與快意，才成了我作為另一代人卻仍然能夠對它感同身受的原因。
這首詩的“詩眼”，或者說解讀這首詩的關鍵詞我以為是一個“卻”字。對這個字的不同感知、理解與領悟，對它不同的定性，造成了極不相同的欣賞和解讀效果。在從前一些特殊年代，這種思想上的取向也許就是判定一首詩優劣的標準，但是今天，對它的偏好與取舍則更應該退回到詩意本身的豐富性和可能性上去，退回到文學自身的感性與情性范圍以內來對它進行選擇和評說。詩歌在現代失去魅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就是詩歌解讀的可能性與自由性的被戕害。當所有詩句不是直言不諱，就是微言大義;讀者要么只看到一種赤裸裸的煽情和無從參與的直白，要么是被宏大而又枯槁的口號壓得失去判斷、喪失了個體鮮活的感性與悟性。這樣一來還會有什么詩的欣賞可言?當欣賞成了不可能，又哪里會有什么欣賞的快意和興趣?而既然沒有了興趣，自然也就不會有對詩歌的關注與熱情了。
當然這是后話。
既然詩歌是一種敞開，那么也許這種相互糾纏混合的混沌狀態才是它的真實狀態和原生狀態。但是既然詩歌同時又是一種命名，那么它就必然會有哪怕截然不同卻一定切實存在的具體意向。解讀的自由不是盲目與不可確定，而應該是有章可循的不同確定。所以我抓住了“卻”字作為我的詩歌“確定”的契機。正如上文已經有所提及的那樣，一切可以從對“卻”字的不同命意開始。
如果我們把“卻”理解為一個轉折連詞，理解成“但是”和“偏要”，那么這首詩就有了一種英雄主義的決絕與悲壯。即便執拗得孤傲，那也是對丑惡勢力的孤傲。因此它成了“一代人”凜然的肖像，哪怕黑夜漆黑了“我”的眼睛，但是這只會使“我”更起而反抗，而決不屈服。“黑色的眼睛”既是一次受騙和被傷害，同時也導致了“我”的覺醒與反抗。至于“光明”的有無，并不是詩要表達的重點，也不是它主要關心的所在。它要突出的只是一種對待“黑暗”的態度，表示一種在荒謬中卻依然堅定的一代人孤膽英雄般的姿態。這種理解是《一代人》被接受的主要理由和方式。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卻”的意義理解為一種反諷或自我嘲弄，把它理解成“竟然”的意思。這樣，英雄主義的色彩便被極大地消解。詩歌所表示的不再是一種大義凜然的姿勢，而是一種自我否定的嘲笑。“黑暗”在這里壓倒了對光明本該有的信念，而“光明”是不可能的。追求光明是可笑的，因為唯一可用來追求的武器也已經被黑暗所俘獲、所污染。“黑色的眼睛”和“光明”之間形成了不可抹滅也無法調和的悖謬。誰如果去打破它，誰就應該受到失敗和嘲笑。只是在這里，打破和嘲笑的人，幾乎就是同一個人，因此這種英雄主義的退守里其實也能夠包含著一絲時不我與的進擊。嘲笑因為發自自我而有了指控的力量，雖然它是曲折的、甚至是消極的。這樣的理解少了許多悲壯，多了一些苦澀;少了一種頑強不屈的“韌”的精神，多了些自我消沉的頹喪。就像接受一種宿命，“我”嘲笑并且接受了“人的不成功”。從很多方面來看，這種理解似乎更接近顧城本人的真實。
同樣作為黑暗現實里的失敗，前者也許是暫時的，后者卻宣告著一種必然。如果前者還有更多的“壯”可言，那么在后者也許就只剩下了自我解嘲后無以復加的“悲”了。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代人”?
是在接受中被簡化和定型化了的悲劇英雄，還是在濃重夜色中沖突不出，因而沉湎理想的“一個任性的孩子”?事實也許是，這兩者在深層其實是相通的，英雄往往正是那些比普通人多了一些“任性”和孩子氣的人。他們的身上保存著更理想化也更純粹的天性，正是這一點才使他們和一般人區別了開來，也才使他們最終選擇了“英雄”的行為并且成為英雄。所以孩子的任性其實是對英雄的豐富而不是消減。只是，過度的理想主義也可能導致對現狀的抗拒和悲觀，毫無保留的退守也會造成一種消極的取向。當孤傲的執拗走向極端，無奈的自嘲不是作為一種清醒而冷靜的精神底色平衡激情，而是成了一種自我沉溺的理由和表現方式，對英雄行為和理想主義的期冀就容易在現實磨難面前，由希望而轉向無望進而步入絕望。這就會導致人的遺世孤立和他偏執性格的片面發展與激化。從而導致兩者在這一點上趨于統一，走向匯合，并且在這個封閉的圈內相互助長、惡性繁殖。
如果這樣說不是十分的牽強附會的話，我還想指出，在本詩的題目“一代人”和詩句中的“我”——而不是“我們”——之間，其實早已經隱含著或者預示著在那個時代語境中，個人選擇的矛盾及其張力。比如“一代人”的宏大和“我”的渺小，比如“一代人”的擔當和“我”的不勝。我不敢說這是顧城所自覺和有心的用意，事實上，這兩者也沒有必然如此的對立，因為“我”完全可以作為“一代人”中的任何一個個人而發言、而具有代表性。同時無論在詩歌的節奏上還是就詩歌本身的個人性表達而言，用“我”都要比“我們”適宜。因此我之所以指出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詩意的內在張力而言的，也是為了進一步強調那特殊的一代人他們痛苦而艱難的現實選擇與內心沖突，強調詩歌表意所具有的充分性。
作為同時代人，溫情的舒婷也曾寫下《一代人的呼聲》，在那里喊出了另一種更堅定也更自信的聲音。所以我相信，無論是“一代人”還是《一代人》，它們都是豐富的、多面的。而我們對它的解讀、我們作為又一代人正在和將要做出的選擇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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