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旦時過境遷，或者一旦等到那種話語背后的權力衰落之后，其實也沒多少人會繼續認為，像那種確曾被普遍奉行過的價值還會具有怎樣的“普世”的意義。
本文摘自《引子與回旋》，劉東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生活，但它們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二、我所以要發出這樣的思考，相當一部分原因在于，在這類“大空間”得以形成的過程中，正如米歇爾·福柯所精辟地讀出的，從來都并非單純是由話語在起作用，權力也同樣在起作用，而后者或隱或現的強勢存在，就難免要妨礙我們去直面赤裸裸的事實和真理。—此外，這種總是居于主導位置的、人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且暗中會受到權力支撐的話語，它作為人們基本的教育背景，作為馬克思所講的那種意識形態，一般都潛伏在思想的地平線之下，也就構成了人們往往并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經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其實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處在這種國際大空間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經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亞伯拉罕宗教的各種變態形式，也都處在這種國際大空間的核心。然而，一旦時過境遷，或者一旦等到那種話語背后的權力衰落之后，其實也沒多少人會繼續認為，像那種確曾被普遍奉行過的價值還會具有怎樣的“普世”的意義；相反，他們往往還會用“恐怖統治”或“黑暗世紀”這樣的語詞，來描述那個曾經“普世”過的政治空間或價值系統。
當然，這樣的國際空間作為一種歷史的遺產，仍是由當代的西方世界來取而代之了，而且，它對于當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類似的覆蓋作用，而且也肯定不會是毫無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產生一種“普世”的錯覺。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就必須尖銳地挑明這樣的原則：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文明，在人類發展的任何一個有限階段，就有權認定自己能從“經驗上升為先驗，心理上升為本體，歷史上升為理性”，從而是絕對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即使曾幾何時，它切實地居于國際大空間的核心處，甚至也曾經以自己不斷重復的雄辯，暫時征得了大批群眾的廣泛信從，那也并不自動意味著它本身的價值，在邏輯上就注定是屬于“普世性”的。
三、從“文化圈”及其傳播的角度來看，任何較大的文化空間的形成，從來都是源于較小文明的相互接觸，乃至邊界疊加。由此可知，正如中國古代先哲早就認識到的，實際上“小大之辯”從來都是相對而言的。一方面，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間，一個文化空間就未必會意識到自己的“狹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各個較小空間的相互疊加，也就不會在它們所共享的那個部分，基于富于生產性的文化間性，而形成較為闊大的文化空間。
比如，作為中國主體的華夏文明，是由所謂“炎黃子孫”來共同承當的，可在遠古的時候，其實黃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卻本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然則，正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合，這個華夏文明也便在文化沖突的過程中，經由原本兩個較小空間的疊加而形成了。再比如，回到雅斯貝爾斯所講的軸心時代，實則在那個至關重要的公元前5 世紀，那幾個差不多在同時產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表現為經過了反復疊合的、由其內部的單元所共同支撐的、范圍較為闊大的文化空間。
同樣的道理：到了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文明對話之所以對我們如此重要，也如此致命，也正是因為當年的這幾大軸心文明，又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彼此的接觸、疊加與組合。換句話說，大家休要只為文明間的沖撞而驚詫憂心，實則這個“世界史”只有走到了今天，才真正算是在開啟“全球史”的進程。
四、但又正因為，如今再次開始接觸與疊合的文明，都曾屬于過去時代的軸心文明，都曾擁有既各不相同又舉世公認的偉大圣哲，所以，雖說在這個全球化的起始階段，西方世界仍自擁有強大的權力，在支撐它的看似“普世”的話語，然而，又畢竟不能只靠它的權力本身，就來覆蓋這個空前廣大的全球空間。果真如此的話，那就不再是基于彼此投合的相互疊加了，而只是勢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純然占領，或者是一種文明在全球范圍的機械復制了。
必須充分意識到，只有當各個小空間中的文化主體，經由主動的詮釋而認可了來自外部的價值，那些小空間才會煥發出足夠的積極性，去跟外部的文明進行部分的疊合與重組，從而，那種被雙方乃至多方認可的價值，才會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隸屬于國際大空間。也就是說，這里所講的空間疊合，絕對不可能是純然機械的，或者純粹強迫的，而只能是在積極詮釋的基礎上，貼合著另一小空間中的潛在傾向，而被創造性地激活起來，或者被自然而然地發明出來的。
由此綜合而言，一方面，如果從大空間的角度來看，它必須仰仗來自小空間的文化動能，才能得到源源不斷的發展推力；另一方面，如果從小空間的角度來看，它們也需要在對話或協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場域進行磨合與角力，從而使它們共同支撐起的大空間，展現為充滿生機與彈性的，并且能夠隨著環境的變遷，擴大或縮小、移位或變形、演化或調整。——實際上，所有諸如此類的變化軌跡，已經構成了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勢必再支撐起今后的全球性歷史。
作品簡介
《引子與回旋》，劉東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引子與回旋》是劉東教授的最新文集。劉東老師被譽為當代最具獨立精神的學界“動手派”，一直在開拓知識疆土，而在他自己看來，卻又不斷在重返思想的主軸，那軸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邊界。收集在《引子與回旋》中的文章關注了自由與進化、傳統的毀棄與更生等時代話題，也正顯示了這個回環往復的過程，顯示了劉東老師既發散又聚斂、既開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歸的心路歷程。在看似興之所至的隨想中，在隨機穿插的情緒變幻中，其實真正“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在“引子”與“回旋”之間的這種對話。
劉東，1955年生，江蘇徐州人，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思想家李澤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表過著譯作品近二十種，如《思想的浮冰》《再造傳統》等；創辦并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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