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是在農村老家讀完的，小學畢業后我跟隨母親去了父親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完成了自己的學業。由于換了新環境，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能適應那里的學習與生活，因此我的學習成績一路下滑，最終名落孫山。現在想來，最主要的責任在我，環境的影響只是一個托詞。
學習是一場馬拉松，有毅力又有天賦的人才能完成這場比賽，否則就是一種名義上的陪襯，好比紅花和綠葉的關系。人生其實也是一場馬拉松，只不過它不是比賽，你有能力也好，沒有能力也好，都不能半途而廢，即使是茍延殘喘也得闖過終點。屬于我的這場馬拉松也已經過半了，而我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看到終點。我有時就迷茫了，明明知道必須繼續下去，我卻總想停下來觀望一下。而這種停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只能回憶了。
人過半百，世界觀也有所改變了，我最近就常常想到小時候的事情，它像一部記錄片，在我腦海里漸次伸展，每一個鏡頭都那么清晰，仿佛剛剛過去的昨天。比如我想到剛入學的那一天，那天天氣很好也很熱，雖然是秋天了，秋老虎仍舊虎威尚存炎熱難擋。我和幾個伙伴穿著褲衩背心手心里捏著五毛錢就這么去學校上學了，沒有書包沒有文具，只有手心里捏著的五毛錢。這五毛錢是我們的學費，到了學校我和伙伴們把學費交給老師，老師把我們的名字在一張稿紙上記下來，我們就算入學了。
第一天老師讓我們把教室的衛生打掃了一下便放學了，第二天沒去上課，第三天還沒去上課，因為我們的書本沒來到，還在路上。又等了幾天，課本來了，學校才通知去上學，我們這才算正式上學了。
我們的學校很小，一年級只有一個班，那時候小學都是五年制，所以全學校就五個班。老師也少，加上校長才六個老師，而且都是民辦教師，等于一個老師教一個班。如果哪個老師家里有事不能來上課，校長就得代課。我記得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個年輕的女老師，未婚，體型稍胖，一頭短發，臉上有一個酒窩，笑起來讓人感覺很親和。可惜她只教了我們兩年就嫁到外地了，我這一生再沒見過她。我的第二個老師和我是一個生產隊的，也是我家的鄰居，我不記得他是不是高中畢業，我只記得他剛畢業就來教我們了。他也教了我們兩年，然后當兵去了。
他教的兩年里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文課，我們不懂什么是作文，更不知道怎么寫。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寫，他只告訴我們寫作文就是寫文章，然后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讓我們開始寫作文。作文的題目是：記一件小事。這一下把我們難住了，寫什么呢？怎么寫呢？這都是難題。作文課上同學們交頭接耳，抓耳撓腮，就像花果山上的小猴子，一直到下課鈴響，班上的同學沒有一個寫出作文來。
今天下午放學回家，俺娘正在做飯，看見我回來了飯也不做了，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說：閨女，快坐下，娘告訴你一件好事。
我順手把書包掛墻上，看著娘一臉興奮得不得了的樣子，我急忙問：啥事啊？這么高興？
娘說：明天一早咱們生產隊里也要分地了。
這可是個好消息，俺娘早就盼著這一天了，沒想到竟然來得這么快。
我瞪大了眼睛，問：真的？太快了。
娘說：傻閨女，這還快？俺都嫌慢了，聽廣播上講，別的地方老早就分田到戶了。
我說：是嗎？怪不得這些天你那么愛聽廣播，原來是為了這事兒。
娘說：可不是？明天就上隊長家抓鬮去，抓完鬮接著就分地了。
我說：咱家能分多少地？
娘說：咱家六口人，按一口人兩畝地算，咱家至少也有十二畝地。
我嚇了一跳，說：這么多地，那咱家不成地主了？
娘瞪了我一眼，說：不許胡說，共產黨給分的地，怎么能成地主了？再說了，家家都有地，難不成全村人都成地主了？
我說：那原來的地主還是地主嗎？
娘說：前些日子聽說都給地主摘帽子了？
我說：給地主摘帽子？地主都戴帽子？
娘見我沒明白她的意思，擺擺手說：就是說以后沒有地主了。
我說：沒有地主了，階級斗爭也沒有了？
娘撓撓頭，說：這個俺知不道，俺就知道以后全家人都得勤快點了。過幾天再讓你爹去集市上抓兩頭豬崽子，你放學回家就給俺上地里挖野菜喂豬。
我啊了一聲，說：就我一個人去挖？
娘說：你哥，你姐，你妹，都去。
聽說大牙叔新買了一輛金鹿自行車，我趕緊跑去他家看。大牙叔正巧在院里擦車子，我問：叔，新買的？
啊。
大牙叔啊了一聲，頭也沒抬，繼續擦他的車子。
我接著問：買自行車干啥？
干啥？娶媳婦唄。大牙叔白了我一眼。
娶媳婦干啥？
生娃。
生娃干啥？
過日子
過日子干啥？
活著。
活著干啥？
你小子哪來那么多廢話？
大牙叔直起身，隨手把抹布扔地上。我一看大事不好，轉身一溜煙跑了。
今天早上去上學，在路上碰見馬紅霞。她穿著一件淺紅色上衣，頭上扎著兩條辮子，打扮得可好看了。我問她：這衣服新買的？
馬紅霞說：俺娘去縣城趕集時給我買的。
真好看。我由衷地贊嘆一句。
知道是什么料子嗎？
不知道。
的確良的。馬紅霞得意地說。
的確良？我在嘴里念叨著這個詞，沒聽說過。
新出的布料，今年可時興了。穿在身上又涼快又不出摺兒。
的確良，肯定涼快。我酸溜溜地說。
回家跟你娘說說，給你也買一件？
不便宜吧？
嗯。俺娘說了，要不是因為家里孩子少，才輪不上我呢。
俺家孩子多，姊妹七個，我可能真的輪不上了。
放學的鈴聲一響，我看見李紅軍抓起課本胡亂往書包一塞，背上書包就往外跑，好像家里著火了一樣。我也隨便收拾了收拾，趕快追李紅軍去，我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在學校大門口追上李紅軍，我拍拍他的肩膀，問：你跑啥啊？家里著火了？
滾一邊去，你家才著火了呢。
那你跑啥？
回家聽評書去。
聽評書？
劉蘭芳講的岳飛傳，可好聽了。
是嗎？
你沒聽過？
俺家沒有收音機，沒聽過。
太可惜了，要不你跟我去俺家聽聽，包管你著迷。
真那么好聽？
你不信？牛皋一斧頭把哈密次的鼻子給砍掉了，哈密次說話變成那種聲音，可好玩了。
李紅軍邊走邊捏著鼻子學哈密次說話。我也想聽評書了。
一轉眼我上小學五年級了，這一年我們老師又換了，這是個曾經被打倒過的右派，落實政策后回鄉當了老師。他戴著一副近視鏡，說話文縐縐的，讓人一看就是個有學問的人，他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快樂。
當時我們班級大概有四十幾名學生，這四十幾名學生擠在三十多平米的教室里，教室是磚瓦房，課桌課椅是用木板拼湊起來的，條件極其簡陋。這都不算什么，我們一樣很快樂。
那時候唯一頭痛的就是作文課，全班同學對作文課都不感冒。它像橫在我們面前的一座高山，讓人難以逾越，看著都難受。每次上作文課我都覺得是受罪，冥思苦想老半天，最后也不知道寫什么，簡直太痛苦了。這是我的感受，也是全班同學的感受。我還記得那時候每周都有一節作文課，一到上作文課的時候，我們全班同學都如臨大敵，仿佛在面臨一場嚴峻的考試。這樣的狀態可想而知，根本寫不出好作文，我們交上去的作文都是在閉門造車，老師審閱時經常讓我們的作文打動得啼笑皆非。
針對這種情況，一個周末語文老師給我們留了一篇作文，題目叫：對話。沒有字數限制，沒有內容限制，就寫一段對話。老師說除了吃喝拉撒睡這些生理需求，說話這一人的基本技能，在生活中是相當相當重要的。會說話，壞事有時也能變好事，不會說話，好事也能變壞事。他還說現在正處在社會變革中，只要你細心觀察，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你把它們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作文。他要求我們好好寫，周一交上去他要點評。以上四篇對話分別是四位同學的作文，老師給的評語是：有層次有情節有風趣，言之有物。作為范文在班上朗讀。我聽了他們的作文慚愧不已，和他們相比，我寫的則糟糕透了：
飯桌上，俺娘對俺爹說：俺聽說有幾戶人家正商量著在一塊湊錢買牛呢。
干啥？爹的嗓門有點粗。
你傻呀？買回來耕地唄，難道還能殺了吃肉？
一頭牛挺貴吧？
所以才合起伙來買，要不俺明天給他們說說，也算咱們一股？
不買。爹的口氣堅決。
為啥？娘有點疑惑。
這要是哪天政策變了，再把地收回去，你說，那牛賣給誰？誰能要？
娘沉吟了一下，說：也是這個理啊，可不買牛咱家的地怎么耕？
沒有牛就不能耕地了？俺屬牛，俺就是咱家的那頭牛。
爹的牛脾氣又上來了。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作文也受到了老師的青睞，這使我信心滿滿，我堅信自己長大后一定是一個巧舌如簧的人。事與愿違，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自己的性格越來越內向，竟然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我不喜歡我，多少次想去改變最終徒勞無功。我想起了古人說的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小學畢業后我和那個語文老師分別了，從此再沒見過他。以后的歲月里我又經歷了幾個語文老師，卻沒有一個老師像他那樣重視人的說話，也沒有一個老師再讓我們寫那樣的作文。我很懷念那個語文老師，我時常在想，以后的歲月里假如又經歷了幾個像他那樣的語文老師，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多一些色彩？會不會不像現在這樣沉默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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