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人就說：“憂時本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這是贊成詩人應該憂國憂民的。也有不贊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個性解放，不同意詩人應有“憂國憂民”的責任感。他在《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中說“新詩日日千余言，詩中無一憂民字。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國愛民成兒戲”，仔細咀嚼詩意，可見袁氏雖然不贊成此說，但還是把“憂國憂民”看作當時詩歌創作中大多數詩人所遵循的原則。這些都說明對后世士人影響之深。
詩歌創作乃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日常功課之一，古代學子平常接觸最多的當屬杜詩。因為杜詩中規矩井然，學有規范。如應酬中大量運用的律體詩，當以杜甫寫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科舉考試中用的試貼詩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詩人寫出像杜甫這樣多的高質量的“五排”了。）對杜詩的廣泛的模仿從宋代 (218.65.3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