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落寞，不光與時代的變化有關，也與人們心靈的變化有關。今天的中國，經濟、金錢、物質，占據了政府和民間的議事日程，也占據了絕大多數人們的心靈空間，詩歌不可能不被邊緣化。但是，就像久居鬧市的人，偶然見到朝露與清泉，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心靈莫名地悸動了一下，為了保持我們的心靈還有這種悸動一下的反應能力，詩歌，還是不應當忘卻的。
其實，詩歌，是很難被排除出生活的，哪怕我們今天已不再“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詩歌對思維、語言的訓練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能夠讀懂詩歌，能夠感受到那些排列整齊的文字內在的詩意和密碼，標志著一個人獲得了一種起基礎作用的學習能力、感知能力、探索能力，包括聯想、猜想、想象，分析、歸納、演繹，形象思維、抽象思想、邏輯推理等等。而這種能力，對一個讀書人、文化人來說，是最基礎的能力。很難想象，一個讀不懂詩的人，能讀懂哲學；一個理解詩的抽象性有困難的人，在理解數學與物理的抽象性時會沒有困難。
所以，無論是考慮心靈的慰藉、人生的幸福，還是從訓練腦力的實用工具出發，應該相信，人們會再次認識到詩歌的價值，詩歌不會OUT。
詩歌是表達人們內心激情最好的工具，這個工具深藏在人們的心頭，隨時隨地就能夠迸濺出璀璨的花朵，無論是在生活苦悶、內心郁悶的時候，還是在生活閑適，心情自在安逸的時候。詩歌，就像任何文藝一樣，永遠不會被邊緣化，只是在科技水平日益發達的今天，她以適合于她的另一種形式出現罷了，比如網絡等
文學作品的文學性
有沒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倫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響的“純文學”？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沒有純粹的“文學性”的研究？答案依然還是否定的。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倫理、哲學等諸多非文學因素，于是對“文學性”本身的尋求幾乎就成為悲壯的代名詞。我欣賞榮格的一句話:“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純粹自在的黑暗中，點起一盞燈來。”這盞燈就是“詩性”之燈。它使人類原本并無目的和意義的生存有了意義和目的，從而對虛無的人類構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獨旅人從遠方的一點燈火中感受到溫暖一樣。我覺得這就是文學本體之所在。
其實，對文學性的強調并不意味著對文學的其它屬性的排斥。相反，文學本身其實就包含了權力和政治的維度，或者說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內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無論是權力還是政治都是內化在審美形式中的`，沒有脫離文學性的政治和權力，否則它就不是文學。也就是說，文學的政治或權力表達都是以審美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所以在對文學的解讀上，讀者不能完全越過“文學性”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同樣，在今天學界言必稱之的各種西方文藝理論面前，必須考慮其對中國問題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對夏志清先生堅持從文本出發，力圖在文學性的視景中展開文學史寫作的研究方法非常欣賞，如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張天翼、師陀等作家的評論即可窺一斑而見全豹。
文學所要處理的正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各種生存境遇。“文學性”所體現的正是對各種境遇化和經驗化的東西的描述。“文學性”強調了對人類生存狀況的一種最直接、最原初的解讀，而這種解讀不是從任何理念出發，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種知識系統所收編，它以自己最真實而具體的生存方式來呈現它自己。我們需要的恰恰是從這種真實而具體的經驗出發來對它進行解讀。
當然，堅守文學的“文學性”立場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需要引入“現代性”、“意識形態”以及“詩學的政治”等諸種“非文學性”的視野，才可能更好地闡釋所謂的“文學性”。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忘掉文學之為文學的根本，它和政治、倫理、意識形態等最根本的區別還在于它自身的“文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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