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那時我已今十四歲了。因父親積勞成疾，母親在大隊部開了一張條子，叫我上街買一斤糖。供銷社門口排著長長的隊，我老老實實的站在后面。一些昂首挺胸的人，從后門進進出出，他們什么證明都不要，提著糖大搖不擺地走了。可憐輪到我時，糖已銷售一空。我氣憤地走上前向售貨員發問：你們為什么要開后門？有一個女的瞪著眼晴反問我，你知道那些人是誰嗎？我說不管是誰，開后門就不對。另一個用輕視的口氣對我說：“你一個毛孩子，懂什么，快回去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對天發誓：若以后能當上個售貨員，決不奴顏媚骨，一定要做到童叟無欺，一視同仁！
機會，是給有心人準備的。一九七0年九江城門山鐵礦招工，我不顧家人反對第一個報了名。四年后礦山下馬，轉入治金地質勘探公司。七六年蒙領導信任，把我從機臺調到后勤搞總務，給了我一個踐行誓言的平臺。
地質勘探隊的總務工作是極其復雜的。頻繁的搬遷，安頓與撤退是總務最頭痛的事。加上七十年代物資的定量供應，各種票卷多如牛毛，而這些票卷的領取，又是一件求神拜佛的事。面對這樣一個崗位，在我所在的分隊，最長的也沒有人連續干滿過三年。
鑒于別人的教訓，我對工作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吃缺多余的肉票、糖票我放在食堂大家吃。當地老鄉為找點事做送點油、送點米我不敢收。安排家屬做事，苦活、臟活先叫自己的老婆。新職工沒有鋪板到家里搬，自己新婚之夜睡在保管室兩個放棉被的破箱上。每年降溫發西瓜，總是讓別人挑揀后，把最小最差的抱回家。還有很多本可請人做的事，都自己做了，反正年輕人有的是力氣。
然而，我太天真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對一個人的'評判，是以個人情感為前提的。
有一天同鄉A某請客，一同參加工作的八個人，唯獨不請我。我自以為與A某的關系不錯，于是就不請自到。不料A某竟指著我的鼻子說：“你這小子真不是個玩意，我們一起走南闖北，朝夕相處，找你領本稿紙，你一點情面都不講。”接著B 某說：“是啊，那天我饞得慌，想開個后門打斤酒，你說那叫不正之風。”這時，C某也來勁了，說“昨晚我家中有客，想向招待所借床被子，你不肯也就算了，還說得那樣義正詞嚴。”還有人要說……于是我趕忙的解釋：老鄉們啊，實在對不起哦！不是我不講情面，按規定非行政人員是不能領用稿紙的；定量物資是按人分配的，如開了后門就減少了別人應得的份量；公家的東西也是不能借的，一人借得，人人可借。我是依了公缺了情，如依了情卻失了公啊！
更糟糕的是，群眾有意見不說，與某領導也隔著一層冰。有一天，材料員經手買了一車木頭堆放在宿舍門前，聽說是拿來蓋房子用的。沒人找我，當然我也沒有問。過了一個月，木頭拉走后材料員拿著發票到財務報銷，會計說總務沒有驗收簽字不能報，這時才來找我。我不簽。領導找我，我還是不肯簽。當時有人幫著領導說，木頭蓋房子用掉了，你總務不簽字誰簽字？但我面無懼色，據理力爭。
夜晚躺在床上，我輾轉反側，困惑、徬彷、孤獨、酸楚一齊襲上心來。睡不著，披衣而起，望著寒星閃爍的夜空，耳邊又一次回響起自己的誓言。就是這誓言一次又一次的給了我力量和勇氣，使我超然而自信地走著自己認定的路。
八六年為照料母親，我調離了治金地質勘探公司。就在辦手續的時候，有人說十年的賬，要好好查一查。說實話，我正求之不得。于是由工會主席，會計，材料員，接交人組成的清查組，把賬本拿去查了三天三夜。除了搬遷時丟失的139個信封和10本材料紙賬物不符外，沒有查出任何問題。那份總務財物清查情況的說明，我至今還保留著。
二十九年過去了，每當回憶起自已那一段青春的年華就慷慨萬分。假如世間對是與非、美與丑的評判不夾雜太多的個人情感；假如為人處世我能和光同塵、投其所好，也許我的人生將是另一番光景。然而我并不后悔，公道自在人心。倘若人的心中沒有公理和正義這根底線，我就不可能在總務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個春秋。也正是那十年的時光，成了我踐行誓言的黃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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