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并不是一位偉大的人，她只是一個活了70歲，連縣城沒有踏進一步的母親。但她為兒女們做的點點滴滴，卻構成了一部偉大的人間母愛交響曲。
讓自己的兒女一個都不能少。這是母親在災荒年代，時刻都掛在心里的一個心結。正如母親所愿，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1958年成立“大食堂”，到1961年撤消“大食堂”，我們兄弟姐妹八人，在母親費盡心血的關照下，全部都活出來了。這是母親操碎心的結果。
雖然，那時我們兄弟姐妹多，缺吃少穿，但無論怎么挨餓，母親總是不讓我們吃那些對身體有害的食物。母親說，吃野菜只能吃對身體沒有害處的野菜。在最受饑餓的那三年，母親只弄些諸如紅苕藤葉、黃荊葉、胡豆葉之類的拌飯吃，不讓我們兄弟姐妹吃什么樹皮、地撿皮、觀音土之類對身體有害的東西。
記得1960年春荒時節，大食堂幾乎開不起鍋了。早飯，是能照見“人影”的苞谷糊糊；中飯是每人三兩苞谷面拌紅苕渣蒸的干飯，那紅苕渣是用頭年在地里爛了的紅苕，在用磨子磨成粉末后曬干了做的，吃起來苦茵茵的；晚飯又是早飯一樣的稀糊糊。
天天如此，再加上一點油星也不沾，兩個妹妹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母親好心疼我和兩個幼年的妹妹。成大食堂時，生產隊將每家每戶的鍋、瓢、碗、盆都收歸了“公有”，規定再不允許誰家有“炊煙”升起；如果發現，生產隊長都要親自攆到家里，不僅要將煮東西的鍋或盆砸爛，而且晚上還要將家庭主要成員弄到隊部進行批斗，甚至挨打。如此規定后，再也沒有人再敢在家里煮東西吃了。
母親看著我們最小的三姊妹如此消瘦下去，她似乎再顧不得那么多，她想盡現在的人怎么也想不出來的辦法，在晚上夜深人靜時，用她偷偷藏在一個鮮為人知的、也是家里僅剩的一只大“陶瓦罐、架起三塊石頭支起一個臨時的灶，煮出一些諸如刺蓋菜、鵝鵝腸、折兒根或者胡豆葉、黃豆葉、紅苕葉、黃荊樹葉之類的野菜給我們吃。
即使到了下半年，不是春荒了，因為定了量，生產隊的“大鍋飯”也是吃不飽的。如此，母親就隔三岔五地煮一次，有時煮的還是毛豆角、紅苕、洋芋之類的東西，才沒使我的兩個當時才分別三歲多、一歲多的妹妹餓死。對這些記憶，我分別寫了《吃野菜的童年》、《懷念野菜》、《刺蓋菜開花》等多首詩歌。我在《吃野菜的童年》中這樣寫道——
不是我喜歡回味苦楚/而是當今許多的人/都生活在蜜缸中/健忘已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一種偉大的時髦/因此我把那些吃野菜的童年/說出好讓那些不知道饑餓的'/孩子們——知道//……
記得那時吃什么野菜都可以，母親就是不弄“觀音米”我們吃。其實，“觀音米”不是米，那是一種很細膩很粘綢的白泥巴或黃泥巴。吃了“觀音米”，屙不出來屎。但我在公元1960年，記不清是哪一天，有幸吃過一次“觀音米”粑粑。那是隔壁叔父家的何嬸嬸，不知在哪里挖來了“觀音米”煎成了粑粑。她說給母親嘗一嘗。我說：“我也要吃”。嬸母就順手給了我一個，那粑粑里還灑了野蔥花兒，吃起來還真有點兒香呢！
就是吃的這一個觀音米粑粑，使我在后來的幾十年人生歲月中，常常憶起，它似乎成了我的一種“精神財富”，也成為了我人生之路的一種原動力。對此在2001年，我曾寫過一首叫《感動》的詩歌：其中最后一節這樣寫到——
在遙遠的兒時/嬸母送我一個/觀音土拌蔥花，烙熟的餅/雖然實在難以下咽/但總為我饑餓的童年/增添了一絲回味的溫馨//
當時兩個妹妹太小，她們還不知道自己去尋找能吃的東西，所以她們比我更瘦。而我當時已經快滿八歲，在肚子餓得實在難忍的時候，記得在二、三月間，我就和幾個同齡的伙伴，常常勾著腰，悄悄鉆進正在開花結莢的豌豆叢或者胡豆地里，身子匍匐在地，偷摘豌豆莢和胡豆角吃。吃得津津有味，吃得心安理得，有時一蓬豌豆叢里的還帶著花瓣兒的豌豆莢“仁仁兒”，也被我們摘下吃了。
到了1961年，年初的春荒，仿佛日子更加難熬了。
我家最小的兩個妹妹由于長年因吃不飽飯，再加上好久吃不到“、一片肉，甚至沾到一滴油星，母親眼看著瘦成皮包骨頭的兩個妹妹快要死了，這時母親似乎也顧不得那么多，她要孤注一擲挽救我和兩個妹妹。
記得那年在生產隊的麥子剛剛“泛黃”即將成熟、但還沒有完全成熟時，母親多次摸黑去地里“偷扯”一捆抱回家后，用手一穗一穗地搓出麥粒，然后用瓦罐子煮了我們吃。
像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個晚上，差不多過了半夜，反正夜已經很深了。母親正在摸黑給我們幾姊妹用瓦罐煮紅苕吃。夜很黑，母親不敢點煤油燈，在我們幾姊妹摸黑吃得正香的時候。突然，我聽見隔壁何嬸嬸家比我小三歲多的一個小名叫右全子的兄弟，很大聲地喊出了一句“毛豆各各要……（俗語，各各即角角的意思，即黃豆莢）”的話。
母親當時與父親悄聲地說：“你聽，他們也在偷煮隊里的黃豆角吃！”當時，大概正是農歷八月的下旬，坡上的黃豆已經全部飽米了，為了不讓孩子受餓，特別是單家獨戶的人家，哪家都會想得出讓孩子不挨餓的辦法。
記得母親為了我們，還有一件更大膽的事情。我們家在1958年入大集體時，曾經有一只母羊連同鍋、瓢、碗、盆也一起交到了生產隊，但羊還是由我們家放養。
1960年那只母羊下了兩只羊崽，到1961年大概二、三月間的時候，那兩只羊崽每只都長到了50多斤。一天下午，母親就我叫將其中一只長得較肥壯的羊，用繩子拴到我家門口那個小地名叫“司家河”的懸巖邊。因為“司家河”一帶沒有住家人戶，當等我走后，不知是母親還是父親就將那只羊故意推下了懸巖（這是很久以后母親自己說出來的。記得當時母親還開玩笑：‘強盜’三年不偷，自說……）。
到天黑的時候，母親就叫父親將那只吊死的羊，悄悄弄回家，依然用那個大瓦罐燒了一罐開水，將羊燙了，拔掉羊毛，趁夜煮了一罐香噴噴帶皮的羊肉，讓我們兄弟姐妹飽餐了一頓。
但是，這事還是被生產隊知道了。這件事不知是誰告了密，還是其它什么原因被生產隊知道的，現在已無從知曉了。
我記得，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隊長就帶著一幫人馬，氣勢洶洶地闖進我家，將我的母親大罵了一頓后
，還說要罰款50元。同時，他們還把剩下的大半邊羊肉連同母親弄到生產隊里算總賬。
天哪，那個時候母親到哪里去弄錢？
那天當隊長剛闖進屋痛罵母親時，我嚇得整顆心都在咚咚直跳，仿佛要從胸中蹦出來似的。還好，后來處理的結果是：羊是自己“吊死”的，也是我家放養的，由于是“一大二公”，誰家都沒有錢，而且還剩下了大半邊羊肉沒有被我們吃掉，母親只是挨了一場批斗，但母親遭批斗的情景至今我也不知道。這事，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食堂三年，由于母親想盡了各種辦法，少讓我們兄弟姐妹挨餓。所以到1961年下半年撤消大食堂時，我們兄弟姐妹八個人，一個都沒有少，都熬過了那段在我的人生記憶中最艱難、最難熬的日子，全部活了下來。
1988年，母親過世后，我寫了幾十首懷念母親的詩，但無論怎么寫，似乎都不能寫出母愛的偉大。正如我在《回到故鄉》最后一節所寫——回到故鄉/紙短情長/縱使寫一百首詩歌/也道不盡對母親的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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