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送舊迎新時，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一年又一年》，從頭看到尾。這是部曾熱播的電視劇，每年一集，從1978年一直拍到97年香港回歸。戲里，劉威等明星出演的老百姓形象隨著時間推移日新月異，先滿足于吃喝拉撒、談情說愛、生兒育女，后來在改革開放春風里下海經商、發財、破產、再奮起，一路哭哭笑笑。最后，20年談笑間灰已飛煙已滅，主角們通通過上“幸福生活”。
坐下，我咀嚼自己曾經的時光。1978年，我身居湖南一個偏僻疙瘩的小村，剛告別穿開襠褲的懵懂無知。1997年，我已在深圳，離回歸的香港僅一河之隔。往后推，今天的我，漂洋過海身居異國，時不時西北望，不是射天狼，而是思故鄉。
母親從中國來悉尼，幫我照看幼女。她說起我一個家鄉的同窗，而今在東北某市任副市長；又說，她離村準備來悉尼前，左鄰右舍不約而同上門道喜。全村超過50歲的人，坐火車遠足過的人不過10人，坐過飛機的人共有5個，我們家占了倆名額（我的父親母親），而有機會跑到異國他鄉看世界的，母親是唯一。母親得意地詳述他人羨慕的神態，再轉告他人的嘖嘖稱嘆：想都不敢想啊，我們那塊巴掌大的角落，會出這樣的人，有人能當副市長，有人能變成“外國人”……
我的那位官至副市長的同窗，實際還曾同座，因擁有相同的文學愛好，我們頗要好。湖南寧鄉，少奇主席的故鄉，我們曾在那里的一個鄉村中學用幼稚但豪情萬丈的言辭指點江山，盼望成長成才報效中華。朋友是位少年詩人，中學時就曾出版詩集，就讀吉林大學時又接連出版6本書，然后，進中央電視臺，再轉戰國家工商總局，繼而遠赴內蒙任要職——這些奮斗史的后半部分內容，是5年前我回湖南老家與他見面恰相逢，他親口回顧的。朋友早不寫詩了。“而今詩歌的力量太弱小，我會尋找另外途徑去實現年少的夢想。”我欣慰，他報效中華的少年雄心不曾受磨損而消亡。我也清楚，他選擇的是仕途。末了，朋友問我，你呢？他想了解我是否還記得青春年少的壯志。
相對朋友，我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徑——他北上，我南下。在長沙告別校園生活后，我去深圳打工，最凄苦時被迫睡過草地，后時來運轉得以承包一個小店鋪，繼而經商，繼而寫作。三言兩語打發了我的10年艱辛“下海撲騰史”，我表露心聲：“我希望能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朋友笑了，舉杯，相對一飲而盡。“我們都沒變，都仍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確實，我和他，都有著一顆不安分的心，或許更應說，我們都有一顆積極向上的心。讀中學時，就可瞧出端倪——他使勁寫詩，我努力讀書。告別校園踏足社會，我們倆一南一北，相互的生活與波瀾壯闊風起云涌無緣，但也絕非平鋪直敘風平浪靜。一年，一年，又一年，哪年都可說是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母親說，“某某的姨媽說，他非常努力。”朋友的姨媽是我家緊鄰，僅幾步之遙。母親又對我說：“你比他更努力。”知子莫如母，千真萬確。天沒賦我異秉神才，讀書時我屬于苦讀；做生意時，無后臺更無雄資，我只有苦干……一分耕耘終有一分收獲，可喜的是努力沒有浪費。
與母親一席談后，她上床睡覺，我仍在回想當年“金戈鐵馬”。盡管我曾是個“憤青”，而今也依舊熱衷于對事不關己的國家政策政綱喝東斥西甚至熱潮冷諷，但，我得坦白說句公道話，一點都沒錯，我始終屬于努力的人，可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使我遠比電視劇《一年又一年》里的劉威他們幸運。我不用像劉威們那樣為追求“三大件”而累得哭爹叫娘，又不必擔心“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我只管埋頭努力得了。因為，我趕上了好時候。我的跑仕途的朋友，同樣也是趕上了好時候。否則，我們再努力，也是白費力氣。
我在我的《在鄉村行走》書中講過一個真實故事：我的'父親曾因走村串鄉私賣過十多斤旱煙，被定性為“投機倒把”送進牢里，等母親哭啼啼賣了豬繳足罰款才在大年三十的上午領回他。
我父親是個比我更勤勞勇敢的人，但可憐的他，撞上了悲哀的時代。農民被禁錮在土地上，不得隨意遷徙。腳步被禁錮不可怕，思想被禁錮更可怕——當我1993年剛分配工作馬上辦停薪留職去深圳找工作時，我父母居然還會被嚇得不輕。
當年嚇得不輕卻又無奈于我的固執的父母，而今是徹底放下一顆懸著的心了。生養過6個孩子的父母都已年老，但他們眼未花心還明。他們看得很清楚，兒女們的生活是一年更比一年熱火朝天，兩老的心里也就熱乎乎的，十二分的熨帖。然后，有一個明擺著的事實，父母一直沒看透徹。兒女們和周圍那么多人的生活芝麻開花節節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固然與各自的刻苦勤奮有關，但更深遠的原因是，一個被隔離在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之外的閃亮大時代來到了！
何謂大時代？在我看來，就是思想自由了，每一個人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