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 2002-01-09 傅漢榮、何桂軍
如今校長不好當！近兩年來，廣州市學生告學校的訴訟案件呈上升趨勢，僅海珠區法院，去年受理的校園人身傷害賠償案便超過１０宗。對于家長動輒“法庭上見”，校長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
學校被告 校長尷尬
進入２００２年的陳校長終于如釋重負：他任職的小學在一宗歷時半年的“學生告學校”官司中勝訴。為了這事，半年里陳校長三次上法庭為學校辯護，身心俱疲。
去年６月６日，位于海珠區的這間學校六年級二班在上體育鍛煉課時，學生甲踢足球絆倒學生乙，造成乙右前臂骨折。乙的家長遂將學校作為第一被告告上公堂，訴學校沒有盡到管理責任，要求學校承擔醫藥費、營養費、繼續治療費、誤工費、交通費、精神損失等巨額賠償……
學校緣何頻頻成為被告？據一位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工作多年的官員分析，人們法律觀念、維權意識的日漸提高，以及校園傷害事件的影響日益社會化是主因。家長敢于將學校告上法庭，說明許多家長已意識到，要通過法律途徑和社會監督機制討回自己的權益和“公道”。他承認，家長此舉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有積極的一面。
如何分清監護責任
當一宗校園傷害案走上法庭時，比較典型的辯護詞通常是：“只要學生走進校門，監護權就應當發生轉移，家長不再承擔監護的責任。所以在學校發生的人身傷害事故，校方必須承擔賠償責任，因為學校就是在校學生的監護人。”
但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其中一些觀點值得商榷。某法院的王法官告訴記者，對“學生告學校”案件，法庭上的爭議一般圍繞兩個焦點進行：一是學校能不能充當學生的監護人責任？二是學校在事故中有無過錯？
他認為，法律規定學校負有監督、管理、教育、看管未成年學生在校期間各種行為的職責，這種職責可稱為“準監護責任”。嚴格地說，準監護責任的職責范圍相對于監護要小得多--諸如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其生活，管理和保護其財產，代理其民事活動，對其進行管理和教育等。學校最根本的職責是教育，讓學校承擔對學生的監護責任，等于是不恰當地擴大了學校作為教育機構的工作職能和法律責任，使學校的職能發生根本的變化。
因此，要衡量學校在校園傷害事故中應負的責任，前提還是看學校“有無過錯”。學校的教職員工在履行職責時，如果出現了過錯行為，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對學生進行賠償。如果發生的事故是無法預料的意外，其過錯或在受害人自身，或在加害人一方，則不能完全由學校承擔責任。王法官說。
校長也要以法維權
學校動輒成為被告，不少中小學校長“人人自危”。記者采訪過的校長都肯定地說，盡管他們防微杜漸，目前發生在校園里的各種意外事件仍逐年增多，普通的小學每年都會發生三五宗。
廣州某區一位校外法制副校長楊先生告訴記者，對于家長“公堂上見”的做法，許多校長由于缺乏法律知識和相關經驗而感到束手無策；少數校長仍認為當被告是不光彩的事。楊先生認為這些都是誤區。“學校要依法治教、依法施教，必須坦然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校園傷害訴訟。孰是孰非，誰應當承擔責任，法院會依據法律作出公正判決，校長們應該以平常心對待法制社會才有的這種新情況。”
同時他也呼吁，家長和社會應正確看待校園傷害事故，不要無原則地告學校、糾纏學校、高額索賠。雙方鬧上法庭，無論對于家長、孩子還是學校都不是好事，也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校園事故無論大小動輒曝光、起訴、索賠，將令學校在管理上束手束腳，同樣不利于教育事業的發展。
校園人身傷害事故“公堂上見”的風氣，客觀上也影響了學生素質、人格和自立能力的培養。為了避免出事，有的學校在體育課上不敢讓學生“冒險”使用器械活動；一些學校在組織低年級郊游活動時，老師甚至嚴令要求孩子只能呆在老師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