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孩子的教育，又是諸多的無奈。她的孩子就讀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最初班里的孩子以“海歸”子弟居多，但是最近這一、兩年已經走得差不多，都又回流回去了。
五年前，當我陪著孩子來加拿大讀書時，我最好的朋友在這里生活七年之后，帶著孩子回流北京。我們仿佛交換場地一般開始體驗彼此曾經描述的生活。
她的回流是典型的“海歸”，盡管“海歸”這些年變成“海待”的不少，但她在加拿大讀了學位，賺了四年的北美工作經驗，加上國內曾經的大項目經驗，可謂內外通吃，回去之后的起點并不低。孩子在加拿大出生，接受了幼兒園的啟蒙教育。之所以回流是兩方面的考慮：探索自己事業的更大空間，讓孩子學習中文、接受國內相對扎實的基礎教育。
當我在加拿大正翹首以盼回歸北京指日可待時，聽聞她又要卷土重返加拿大。驚詫之余聽她細細道來，啼笑皆非間又有多少無法言說的無奈。
她說打算再回到加拿大，并不是事業不順利，恰恰相反，她這個行業國內相對機會更多，但是近兩年間北京一輪又一輪的霧霾讓她感覺比高房價的壓力更喘不過氣來。孩子已經沒有戶外活動了，喜歡運動的孩子每天如困獸一般關在屋子里，還沒進入冬天她和孩子就已經開始此起彼伏地咳嗽。一段時間以來總感覺嗓子里有異物阻塞，各種不好的念頭在腦子里頻繁閃現。一番檢查之后確診是慢性咽炎。
她說，本來身體的本錢就沒多少，現在更不敢拼了。于是，在這個北京時間還是凌晨時分的時候，因為咳嗽、更因為糾結難以入眠，她在電話里既是向我通告也仿佛是幫著她自己下定決心：她說給自己回流加拿大的期限限定在來年暑假。一個家庭的跨國遷徙，談何容易。當初下了多大的決心回國，現在同樣就得下多大的決心再出來。
她說剛回去的一兩年最糾結的是房子。當年出國時基本一窮二白，是賣了房子走的。回流北京時，思慮再三沒把溫哥華奮斗了七年買的房子賣掉。但她回到北京的時候，正是房價迅速攀升期，當時只想著落定之后慢慢再看吧。結果看來看去，房價還是只漲不跌，自己雖然掙得錢遠比在溫哥華多，但大多樓盤還是不敢問津。情況和她相似的一些“海歸”回去后大多數就職國內相對高薪的職業，但是真要想徹底扎根在北京，買一套屬于自己的住房時，卻發現北京的房價早已讓他們錯愕不已。
即便是租房也是一年一個價，關鍵是有些房東想漲價又不肯明說，只說不租了，每到臨近年底房東一個電話告訴你要收回房子，就得滿世界找房子搬家，結果回去五年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租金高。北五環附近的學區房，直從6000漲到近萬了。回流這些年看著比在溫哥華多掙了些錢，但基本都消費掉了。在北京日常生活成本一點不比他們曾經居住過的那些發達國家的城市低，這些年算是賠本賺吆喝地體驗了一把國內火熱的生活，最后還是居無定所。還有每況愈下的自然環境和交通狀況成了天天需要面對的煩惱。思前想后，好歹溫哥華還有自己的房子，生活雖然清凈了點兒，但小富即安的小日子還是過得比較踏實的。進入不惑之年，國內在這個領域里還拼在一線的，她大學一個班里她是唯一一個女生了。而且，回去的這幾年，快節奏、高強度的工作，身體也是狀況頻出。
說起孩子的教育，又是諸多的無奈。她的孩子就讀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最初班里的孩子以“海歸”子弟居多，但是最近這一、兩年已經走得差不多，都又回流回去了。孩子曾經很好的幾個玩伴兒，最近回澳大利亞的、回美國的都走了，看著形單影只的孩子，心里很是難過，心更不定了。再加上國際學校的教育也差強人意，不僅外籍老師流動性大，國內的老師也更換頻繁。這些國外回來的孩子，中文依然停留在聽說尚好、讀寫不佳的水平上。孩子已經入讀五年級了，竟然拼音沒有完整地學下來，因為老師的更換，中斷了就沒有接續下去，而拼音對于國內一些普通小學轉過來的孩子是學前班就過關的內容。所以他們這些國外回來的孩子就這樣夾生飯一吃吃了四五年。
對孩子學業的擔憂只是一方面，孩子受環境的影響是讓他們憂慮的另一個方面。目前的這所國際學校正在朝著貴族學校的模式發展。在一次學生作品的慈善拍賣會上，一幅作品拍到近萬塊錢，那些被邀請來的外教和學校老師揣著幾百塊錢，都沒敢舉牌。她自己孩子的一幅近似于涂鴉的作品還拍了3000塊錢。不能指責這些一擲千金來支持孩子的富有家庭，畢竟這些拍賣所得是捐助慈善。但孩子對生活的理解卻發生了嚴重偏差。她自己的孩子一段時間以來覺得他都可以賣畫為生了，而且就涂鴉到這個水平已經如此了得，父母的進一步要求在孩子看來就是不可理喻的苛求。于是光在這個問題上，朋友給孩子進行了長達半年的心理糾偏和建設。
孩子班上新轉來一個孩子，為了迅速建立起和同學的交往，向每個同學發出了有條件的邀約，你和我玩、聽我的，我就給你帶一個價值60元的高檔三明治，不跟我玩兒也不聽我話的就沒有。在學校的一天里，任何一點小吃對孩子來說都是格外的誘惑。看到已經有同學在享受這種友誼帶來的收獲，吃著美味的三明治，朋友的孩子格外糾結，既羨慕人家的三明治但卻不喜歡和那個孩子玩。朋友說，孩子也是身處小江湖呀，趕緊再做心理建設。
五年在國際學校里，孩子進步最明顯的就是對汽車品牌的理解和識別，仿佛修了一門名車選修課。朋友原本沒有給孩子灌輸過名車的理念，但漸漸發現孩子開始給她這個當媽媽的做名牌車的掃盲工作，每天送孩子上學的路上，孩子對學校附近的名牌車的品牌名稱、LOGO、產地、價位甚至配置都耳熟能詳，快趕上汽車銷售了。單就這種知識的普及來說不是壞事，但孩子對名牌車的另一層理解上升到了特權的概念。他告訴媽媽：知道為什么你的車不能在校門口停車下人，而Hansen媽媽的車就可以經常在校門口停下讓他下車嗎？因為他媽媽開的是寶馬X6。在孩子的觀念里，對秩序的遵守顯然已經被物質的強大力量擊敗。可能失守的還不只是這一點點，朋友所擔憂的是她自己苦心給孩子建立起來的是非標準，正在被一種環境的力量處處滲透和改變。
在孩子的圍棋課上，老師給每個孩子發了一塊糖，然后告訴孩子，下棋追求的結果是什么，就是既要把你手里的糖吃到嘴里，還要把別人手里的糖想方設法奪過來。朋友說，她不希望孩子建立這種掠奪和攫取的價值觀，但是她無法時時處處為孩子過濾現實的環境。
讓朋友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么加拿大只是三年懵懂的幼兒園啟蒙教育卻對孩子有那么深的影響？每次回到加拿大，孩子都一定要回到他的幼兒園看看。當她和孩子產生分歧時，孩子每次搬出來說事兒的都是幼兒園時期的老師。當孩子向她表達不滿或因為她食言，暑期不能回到加拿大時，孩子幾次都是站在北京的街頭高唱加拿大國歌向媽媽抗議。當孩子每每問起：我們什么時候會回家時，朋友會對孩子強調：爸爸、媽媽都是中國人，我們的家就在北京。曾經孩子會沉默以對，但是有一天，當孩子面對她的解釋不再沉默而是很執拗地說：我是Canadian(加拿大人)，我的家在加拿大時，輪到她沉默以對，內心卻怎么也不能平靜了。
作為移民潮中走出家國的一代人，無論出去還是歸來，她探索尋找的都是她意愿中的人生軌跡。現在，孩子長大了，她不能漠視孩子內心的那份渴望了，她只能為孩子選擇適合他的環境。至于孩子未來是否還要遷徙，將來讓孩子自己選擇他的飛翔吧。
撰文/一多（旅居加拿大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