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七十年文選(散文)
《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載了一篇《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錄音整
理記錄。在這篇談話中，丁玲談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間在上海大學時的一些情況。
其中有一段說：“同學有戴望舒，施蟄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環心等，這些同學對我
們很好，我們則有些傲氣�！边@寥寥三句話，確是記錄了丁玲在上海大學時的姿態。她
不說，我也早就感覺到，不過，在六十年之后，她還自己這樣說，可知她的“傲氣”，
即使在當時，也是自覺的。
現在我要給這一段話做一個箋釋，為丁玲傳記作者或文學史家提供一點資料，也為
愛談文壇軼事者供應談助。不過，先要交代一下這里所提到的五個同學。戴望舒和我，
因為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和丁玲還有來往，可以說是丁玲比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
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帶路而開始到茅盾家里去走動，但我不記得當時丁玲曾去過茅
盾家里。王秋心、王環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們在上海大學，比我們高一班，他們
是二年級，我們和丁玲都是一年級。王氏兄弟都做新詩，我們認識他們時，他們已印出
了一本詩集《棠棣之花》，所以他們是上海大學有名的詩人。但他們和丁玲的來往，我
們都不知道。他們離上海大學后，就去參加革命，聽說在南昌起義后犧牲了。
在上海大學時，尤其是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學，我們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學
的關系，僅僅限于同堂聽課，王氏兄弟則連同堂聽課的緣分也沒有。丁玲說：“這些同
學待我們很好。”這句話恐怕還是出于禮貌，因為我想不起當時有過什么“很好”的具
體表現。倒是丁玲自己所說“傲氣”，我記得當時是有所體會的。
丁玲的“傲氣”，大約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女大學生的傲氣。在一九二三年，大學
兼收女生，還是一種新事物。北京大學早已向女生開放，上海卻還沒有幾個大學男女兼
收。當時男女同學的大學里，每堂上課，總是男生先進教室，從第三排或第四排課桌坐
起，留出最前的兩三排讓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魚貫進入教室。她們一般都是
向男同學掃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過頭來。
當時我們班上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我們空出兩排坐位，每排三個雙人課桌，她們
坐滿第一排就夠了。第二排常是空著。偶然有女同學的朋友也來聽課，第二排上就會出
現一二個臨時女學生。王劍虹是中文系二年級生，但有時和丁玲一起來聽課。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學半年，見到她背影的時候為多。只
有在教師發講義的時候，把一疊講義交給第一排的女同學，她們各人取一張，然后交給
背后的男同學。這時，我們才又一次見到丁玲的面相，有時也打個無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記得和丁玲還有過課外交往，因為下課之后，男女同學各自走散。丁玲
她們就住在教室樓上，據她的談話，說是住在亭子間里，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我和望舒
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間里弄房屋，不上課也很少到學校里去。
盡管上海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從文學革命發展到政治革命的進步青年，但在男女
同學之間，還多少有些封建主義殘余思想的拘束。學校搬到西摩路（今陜西北路）之后，
女生宿舍較為像樣。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學，他就冒冒失失地闖進女生宿舍，
坐在一位女同學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學的臉色。他走后，那位女同學把床上的
被褥全部換掉。即此一例，就可以體會丁玲所謂“傲氣”，這是一九二○年代大學中女
生對男生的“傲氣”。
另外一方面，丁玲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傲氣”。她自負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女青年，
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學，崇拜的是施存統。施存統是因為
發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師范開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舊分子認
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卻認為是最激進的反封建。施存統因鼓動“非孝”而暴得
大名，來當了上海大學的“教授”。在那時候，施存統的社會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
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認識里，還只是“覺得還是可以與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會學系講課的聲望超過了施存統。王劍虹又和瞿秋白
接近，終于和瞿秋白結婚。也許，從此以后，丁玲才改變了對瞿秋白的評價。在丁玲的
談話里，有二處提到瞿秋白。從前后二段的語氣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情況。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離開上海大學而到了北京。據她的談話，這次北游，是為
了北京的“思想好”。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學時，對我們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時候，認識了胡也頻，并與胡同居，又開始寫《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一
時的小說。直到胡也頻犧牲之后，丁玲才明顯轉向，從《水》開始，改變了她的創作方
向。從這些現象中，的確有許多人以為丁玲的轉向是胡也頻犧牲的影響。但這回丁玲的
談話卻說：“事實上，在北京時，我是左的，胡也頻是中間的，沈從文是右的�！庇终f：
“胡也頻在認識我以前，沒有認識一個革命者。他對魯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與魯迅
差一截。”這些話，我可以證明是真實的。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頻
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們倆接觸的機會較多。丁玲還顯得是一個“莎菲女士”的姿
態，沒有表現出她的政治傾向。胡也頻卻十足是個小資產階級文學青年，熱心的是寫詩，
寫小說，拿到稿費，就買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傳來，我們
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烈士。當然，馮雪峰是知道的，但他從來
沒有談起過。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頻，胡也頻參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馮雪峰的影
響。但丁玲在文學創作上的轉向革命，卻表現在胡也頻犧牲之后。
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學時對我們的“傲氣”的來歷。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
一年間，還有這種“傲氣”，不過當時我們已彼此過從較密，她也有點收斂或隱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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