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當蔡元培在辜鴻銘之后三十年來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的大名在萊比錫已經無人不知，儼然東方文化的代言人，以至于西方人有“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這也許是蔡元培當上北大校長后力排眾議禮聘這位學長的原因，因為那時的辜鴻銘大概是全中國唯一一位世界性的學者。在北大，羅家倫曾經上了三年辜鴻銘所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幾十年后，他對辜鴻銘第一天來上課的情形仍然歷歷在目：
我記得第一天老先生拖了一條大辮子，是用紅絲線夾在頭發里辮起來的，戴了一頂紅帽結黑緞子平頂的瓜皮帽，大搖大擺地上漢花園北大文學院的紅樓，頗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對學生宣告：“我有三章約法，你們受得了的就來上我的課，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要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章，我問你們話和你們問我話時都得站起來；第三章，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回憶辜鴻銘先生》）
辜鴻銘所謂的“約法三章”其實無非兩個意思，一是強調學生的尊師重道，當時很多北大學生恃權恃錢恃才而傲物，加上一些人以半桶水的西方民主平等思想自詡，妄自尊大，不把老師放在眼里。辜鴻銘此舉就是告訴學生，這里是中國，師道尊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線。
二是指明背書這種看似最笨拙的辦法是學好外語的最佳途徑。辜鴻銘早年學外語時靠的就是一個“背”字，他的義父布朗先生在教他學德語時，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讓他跟著自己把歌德的長詩《浮士德》一五一十地背下來，少年辜鴻銘一開始深以為苦，但很快德語水平一日千里，讓他領受到了背書的無窮妙用。后來他又如法炮制背下了莎士比亞的37部戲劇，讓自己的英文水平更加精進，此后他學任何一種語言都是建立在死記硬背的基礎之上。直到老年時辜鴻銘仍然能夠一字不漏地背誦彌爾頓長達六千語言的無韻長詩《失樂園》，當過他學生的凌叔華曾親耳恭聽，佩服的五體投地。
辜鴻銘極贊成中國私塾的教授法，認為小孩子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到背誦如流水的地步，以后自然會融會貫通。他曾感嘆說：“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式之教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有人問他學外語的方法，他就說：“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
其實，背名著不僅僅是學一門語言，也是和一個國家文化的親密接觸，學的是技，更是道。辜鴻銘教授外語的方法可謂大巧不工，但是正因此也容易大音希聲，今天那些捧著英漢詞典的學子們，有幾個能靜下心來背一背彌爾頓的《失樂園》？
不過，上辜鴻銘的課，學生們最怕的不是背誦，而是翻譯。老辜最喜歡拿一些中國的古詩古文讓學生翻譯，比如讓學生把千字文中“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讓學生苦不堪言。老辜自己又眼高于頂，尋常的翻譯免不了要挨罵，這可真難為學生們。辜鴻銘一急，往往要自己“下水”翻譯，拿給學生看。有時辜鴻銘也會讓學生把英文詩翻譯成中文。
辜鴻銘的辮子在北大校園里實在太顯眼，羅家倫曾跟同學開玩笑說：“有沒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樓梯時，把他那條大辮子剪掉，那明天中外報紙一定都會競相刊載。”不過，沒有人一個人敢出這個名，辜老先生往講臺上一站就是一種巨大的氣場，讓人只能仰而視之。
辜鴻銘無疑也知道學生們對他頂上這根辮子的獵奇心態，一次上課時他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臺下的學生聞言一片靜默。
其實，這位看似嚴肅的辜老先生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他教英國詩的時候，有時候跟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小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國風。”有一天，他異想天開地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原來所謂的“洋離騷”是彌爾頓的一首哀悼朋友落水而亡的抒情詩。
據說辜鴻銘講課到得意處，一把年紀的他也會忘形，或者一展歌喉唱段小曲，或者從懷里掏出幾顆花生糖大嚼，其形象讓人捧腹。
另外上辜鴻銘的課聽他臧否當世人物也是一大享受，老辜喜歡罵人，素來以鐵嘴銅牙聞名的他罵起人來用詞往往令人拍案叫絕。袁世凱復辟的時候，老辜正在北大上課，當時他站在講臺上，從第一分鐘罵到最后一分鐘，學生們在下面拼命鼓掌助興，下課之后這些罵語猶能繞梁三日。
辜鴻銘在北大一向獨來獨往，很少與人交往，因為北大能入他法眼的人實在沒有幾個，北大那些新文化運動的諸君子在以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辜鴻銘眼中更是不值一哂。他批評胡適的英語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說：“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就連北大那些處處高人一等的洋教授們見了辜鴻銘也不得不屏聲斂氣，生怕得罪了這個灶王爺。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無意中看到這個頭戴瓜皮帽拖著小辮子土頭土腦的老頭子，不覺為他的怪模樣失態發笑。辜鴻銘并不生氣，他走到這個英國教授面前，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國教授一驚，忙答：“教文學的。”辜鴻銘一聽，馬上改用拉丁語與他交談，這位洋教授語無倫次、結結巴巴，丑態百出，辜鴻銘道：“你是教西洋文學的，如何對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值得一提的是，辜鴻銘雖然精通多門外語，但與國人交談時，一般不參雜外語單詞，以此表示自己不數典忘祖。
整個北大只有一個人是辜鴻銘最佩服的，那就是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校長。辜鴻銘曾經在教室里對學生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現在還是保皇。”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后，蔡元培向當局提交辭職信，教授們集體挽留校長，辜鴻銘也積極響應，但是他的理由卻讓人哭笑不得，他說：“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到了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克扣經費以及行政干預教育憤而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前往歐洲。辜鴻銘為了表示與蔡元培同進退，隨即也辭去北大教職，就此離開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