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一壺酒
一位楊女士，去茶館打牌后遺落5000元現金，被服務員拾到后歸還。楊女士丈夫到茶館領回現金時給服務員200元酬謝。回家后，楊女士覺得不應該給酬金，夫妻倆到茶館當著茶館人員的面起了爭執，最后當事人退回了200元。楊女士認為服務員這種行為不對，打電話給報社希望曝光。（6月14日《新快報》）
這實際上是一件不大的事，日常生活中類似的情形也并不少見，不同的是標的物可能有所不同，或者在數量上有所差異，比如說是一件衣服或者是50元錢等等，如果標的物不足以動人心，那么新聞中的一幕也就不會出現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利他性的道德意味著當事人是在與自我灰色的欲望交戰。這場內心的交戰是有勝負的，戰勝了欲望，成就了道德，失敗了，結果也必然相反。
當然了，自私也好，利他也罷，但凡是人，就擺脫不了受其左右。道理很簡單，自私來自于生存以及更好生存的生物性本能，在其作用下，作為個體的人會展現其好斗、殘酷、陰險狡詐的一面，有意思的是，當一個人以群體的一個分子在表現這一特點的時候，往往會以族群的英雄和榜樣性人物的面目出現，如好斗成就了勇敢、殘酷反為意志堅定、陰險狡詐甚至可以等同為智慧勇敢等，這說明，自私與利他在某種情況下會發生轉化。
對于道德而言，習慣的認知是源自美好的情感和信念，也就是善所產生的利他行動。當然，功利主義的解釋認為，道德是利益最大化考量的結果，因為如果人都極度自私的話，大家都沒好果子吃，如果相反，相互友好，相互利他，那么這個世界將無比的美好。在此層面，道德又成了人類至高的追求。
很顯然的是，每一個人都無法在極度的自私與無私之間選擇一端，人是復雜的，這個世界也并不簡單，所以我們更多的是在狹隘的善與惡、是與非之間游走。一些與生俱來的偏執嚴重影響著我們對一些是非的判斷，比如我們習慣于以己律人，不符合自己意志的都是敵對的、錯誤的，等等，尤其喜歡做道德審判員，以一己的觀念來判定別人的是非。所以，當我們看到別人見死不救時可以痛罵道德的淪喪，實際上，世風并不總是日下的，當有人因為做好事受委屈的時候，也有一些人因為關鍵時刻幫助他人而成為社會的楷模。
尤其是當我們自己成為具體事件的當事人的時候，更要明白，善惡從心，這是一種自為的意識，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奢求別人放棄自己利己的權利，但是我們有要求別人不因為利己而傷害我們的合法利益的權力。以這個角度來觀前述新聞，可以看到，楊女士在茶館打牌的行為，是在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權利和義務上合同關系，她遺落的5000元現金，茶館本就有保存歸還的義務，取回理所當然。
從茶館的角度，200元的酬勞沒有必受的理由。當然，如果將200元的酬勞看作是對茶館合作的獎賞，亦會產生明顯的激勵作用，從而減少日后發生意外失財的可能性。很明顯的，楊女士應該是強調了茶館應負的責任和義務的一面，但是從道德方面來指責服務員，卻是搞錯了事件的性質。從道德的角度，做了好事卻得到負面的激勵，實質是鼓勵人們向壞的一面靠攏。而從維護社會優良秩序、和諧環境的角度，每一個人都是有責任的，從這個角度，楊女士在指責別人的時候，實際上也將自己置于被指責者相同的位置上。
這件事在網上也頗受關注，尤其是對服務員一面倒的同情，表明了人們對于當下道德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的隱憂，但是關心歸關心，卻不能混淆問題的性質，尤其不能武斷的作出道德的評判，尤其要避免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掄起道德大棒打倒一片，那是很容易造成誤傷的，包括傷到自己。
還有一個由此新聞引出的問題，就是做了好事該不該獲取報酬？以往我們認為不該在其中摻雜金錢和銅臭，這實際上對于是一種偏執，不宜于道德環境的形成。實際上正如前面所說，我國一個社會認為利他的道德行為是好的，有必要予以提倡，那么就需要對此類行為做出正面的激勵，至于這種激勵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是道德層面的還是法律制度方面的，激勵至何種程度，取決于這種行為的稀缺程度，實際上社會風氣越是不好，越能體現出道德的可貴，這是個常識，那么從社會的角度，對于做出利他行為的人就應該給予更高程度有效激勵，這樣才能形成表率和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