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絕唱爍古今
--我讀《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李靖
赤地千里，滿目瘡痍，哀鴻四起，餓殍遍野……
青衣薄衫，蓬頭垢面，挈婦將雛，稽首作揖……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杜甫，這位一代詩壇的霸主，中國古代詩歌中最閃耀的明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山窮水盡的地步。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靠親戚友人的資助，建了幾間茅草屋，茅屋雖破，然兒女繞膝，可倒也有幾分溫馨。過上了暫時安定的生活，也是他一生中最為幸福的生活。可老天偏妒幸福人，上元二年（７６１）秋天，一場暴風雨襲擊了他的茅屋，再一次把他從浪漫的隱居生活中敲醒，讓他面對現實，讓他憂思，于是寫下了這首風中絕唱。
對于這首詩歌，特別是第四節寫詩人在風雨不眠之夜產生的愿望：由當前的痛苦想到過去一連串的悲慘遭遇，繼而想到普天下窮苦人們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從而化為了甘愿為天下窮苦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強烈愿望。這是詩人長夜不眠經過苦苦思索，從切身痛苦中體驗出來的極其偉大、極其寶貴的思想感情。杜甫這種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變革黑暗現實的崇高理想，千百年來，一直激勵著讀者，并發生過積極的作用。
但是，郭沫若先生卻不以為然。他武斷地認為“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么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呢？農民的兒童們拿去了一些被風吹走的茅草都被罵為‘盜賊’，農民還有希望住進‘廣廈’嗎？那樣的‘廣廈’要有‘千萬間’，不知是要費多大的勞役，詩人恐怕沒有夢想到吧？”進而得出結論：“所謂‘民吾同胞，物為吾與’的大同懷抱，‘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只是一些士大夫們的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這實在不但刺傷了杜甫，也嘲弄了歷代的詩論家，更是誤導了讀者。
誠然，詩人所指的“寒士”是讀書人而并非廣大勞苦大眾，肖滌非先生則認為“寒士”“可以而且應當理解為‘寒人’，從杜甫全人以及‘窮年憂黎元’，‘一洗蒼生憂’這類詩句看，作這樣的引申是合乎實際的，并非美化。”但是，郭老先生為什么不能這樣看呢？原來他也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時候。出于某種政治目的，他已將杜甫定性為“地主”成分，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不止一次地強調“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的。”甚至連“三吏三別”也被認為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寫成的作品，因為“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果真如此么？不知郭老先生對詩人56歲（大歷二年）秋天寫的《又呈吳郎》能否說上幾句好話，可惜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他避而不談，因此也就不得而知了。
對于以上兩位大家的高論，竊以為多有不當。杜甫，作為一代人杰，他的思想應該是高遠的，視野是開闊的。苦難對人的影響，無非三種;最下者埋怨命運不公，由怨天尤人到仇恨外物，于是墮入魔道；中者以此為動力，改變自己命運，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淪為于連之屬，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為小人；最上者，因其對苦難體會良深，，于是更能理會別人之苦難，甚至在面對別人苦難的時候，忘記了自己的苦難，這樣的人，命運依舊坎坷，，身份依舊卑微，，但是靈魂卻因此而不朽。杜甫就是這樣的人。凡俗人如我輩，能做到中者已屬上乘，，于是，現在依稀明白，杜甫為何被稱為“圣”了：因為他對自然、對萬物、對人，有一種近乎執迷不悟的愛，無視自己的命運和苦難，無視自己的顛沛流離，當他對比自己更苦難的人毫無矯飾的表現自己的愛的時候，仿佛自己已經是鐘鳴鼎食的王公，也許他的確是的，在精神上，他永遠是富翁，因為他擁有這樣博大的愛。
所以他在詩歌中所呼喚的“大廈”，應該是指大唐帝國，是一個興旺發達、國盛民富、兵強馬壯的帝國景象。唯有此才可以真正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 ，以清風作壁壘，以蒼天作屋宇，用一生的疼痛燭照世間的傷痕，用至高的靈魂撫摸饑寒的世界，宛若長安街上一粒小小的塵埃，而歷史和人民，卻將他立成一塊永恒的豐碑：居一室而悲天下，破一屋而嘆天寒，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愧為一代“詩圣”
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