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是一個獨戰(zhàn)多數(shù)的孤獨者的悲劇。魏連殳常說“家庭應該破壞”，樂于接待失業(yè)、失意的人，認為孩子總是好的，將老屋無限期地租給女工住，愛發(fā)沒有顧忌的議論，可見不乏進化論、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思想及民主、自由的新觀念，是個敢于獨戰(zhàn)多數(shù)的具有五四新時代精神的新青年，對于閉塞、停滯、守舊、自私、愚昧而且容不得異類的一般大眾而言，他確乎是個異類。魏連殳的思想、個性與強大而守舊的環(huán)境的沖突，決定了他孤獨者的悲劇的命運。通過魏連殳的故事，魯迅在小說中展開了“現(xiàn)代”受到傳統(tǒng)中國圍困的主題，其提出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與道路”的主題，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小說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
“送殮”一場表現(xiàn)了魏連殳獨戰(zhàn)多數(shù)的豐采。族人排好了陣勢，村人們興奮地等待兩面的爭斗，可是魏連殳一句“都可以的”，便以無戲可看向看客們復了仇。雖然復仇，被那些呆滯、冷漠、麻木的“群”包圍著，其內心是痛苦、孤獨的。魯迅小說中曾經反復寫過孤獨的個體被麻木的“群”圍困的場面：路人向“狂人”射出吃人的目光，黑暗中看客們伸長了如同鴨頸般的脖子品味夏瑜的就義，咸享酒店的長衫客與短衣幫合力賞鑒孔乙己的尷尬、頹唐，魯鎮(zhèn)的人們用研究的眼色盯著祥林嫂額上“恥辱的記號”的傷疤，（它們都是魯迅在日本仙臺學習時“幻燈片事件”經驗的紛繁多樣的表現(xiàn)，參見《吶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這些眼睛對于被圍困個體意味著什么？魯迅在小說中曾寫過懵懵懂懂的阿Q和復仇者眉間尺對于看客們眼睛的感受。在阿Q，它比“又兇又怯”“遠遠地穿透了他的皮肉”的“狼的眼睛”更可怕，“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地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對于眉間尺，“遇到這樣的敵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覺得無聊，卻又脫身不得”，置身于此的魏連殳的感受則二者兼而有之，如同置身無物之陣、荒原，“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孤獨導致悲傷，卻并不必然就失敗。他有所希望（“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有所眷顧（“還有人愿意我活幾天”），“有所為”（“喜歡發(fā)表文章”，“發(fā)些沒有顧忌的議論”）。他有韌的精神，他“愿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然而，不久，愿意他活幾天的“已被敵人誘殺了”，對于孩子的信心也動搖（“一個很小的小孩，…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而且他被解職了。活的意義、的價值、的條件均已失去，這是內外雙重的壓迫。生命已經沒有意義。“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為愛、為希望而活既不可得，乃為恨而活。“偏要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以自己的生命向社會進行復仇。魏連殳的悲劇不在于他的死，也不在于他的失業(yè)，他的悲劇在于生命意義的喪失。生命已經無處立足，死亡就不是悲哀，死亡只是他自由地使用生命進行復仇的盛典――為了恨！然而這樣的復仇除了啃嚙自己的心――目睹自己的腐爛――之外，于大眾的愚昧、于社會的守舊、于舊勢力無損絲毫。倒是那戴著肩章“不妥貼地躺著”的帶著“一柄紙糊的指揮刀”的尸體，對于主人公不啻是個諷刺，人物的尷尬結局顯示了作者對于其人生道路的冷峻態(tài)度。小說的深刻之處還在于，這是一個幾乎無事的悲劇，“這也是向來如此的”，“S城人倒并非這一回特別惡。”并沒有特別的人、特別的事件、特別的迫害，圍困是由“無主名”的日常性的社會生活環(huán)境完成的，如此，小說顯示了社會改造的艱巨性。
小說如一首詩，具有峻峭幽深的藝術風格。小說中的人物“我”既是敘述者，也是一個與魏連殳在精神、氣質上頗有相通之處的人物，他們仿佛是精神上的孿生者，然而他與魏連殳的取向頗有差異，他不信進化論，對魏連殳的多疑，看得人們太壞也不以為然。他對魏連殳是牽掛的，但又會不由自主地在內心對于魏連殳的“我還得活幾天！”的聲音冷峭地反問“為什么呢？”。這兩個人物其實可以看作雙重性對偶式主人公，他們的關系正是一種論爭性關系，它是魯迅對于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正副人物分身法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眾所周知，無論是魏連殳還是人物“我”都帶有魯迅自己的思想情感的某些特征，魯迅運用這一獨特的方法表現(xiàn)了他對于孤獨的知識者的命運的復雜情思。面對鄉(xiāng)村中國的知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