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中，女性是一個演繹不盡的話題，文人們往往用女性作為象征來寄托某種理想和情感。中唐詩人李賀由于其獨特的家世、經歷和心態，使其女性形象的抒寫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是形而下的世俗化的情感需要，二是形而上的理想生命的精神寄托。關于李賀詩歌中女性問題的研究，相對于李賀詩歌的其他方面，學界關注的程度不夠，研究成果較少。高世瑜的《唐代婦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段塔麗的《唐代婦女地位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徐有富的《唐代婦女生活與詩》(中華書局，2005年)僅從宏觀上對唐代婦女的地位、生活以及與詩歌的關系做了分析，也涉及到了李賀詩歌中的一些女性形象，但較粗略；張大新的《人生苦旅的溫馨港灣--李賀愛情詩心解》(《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僅對李賀的愛情詩進行了解讀；傅谷的《“鬼才”風情--從李賀筆下的女性世界看其女性觀》(《江淮論壇》，2003年第5期)，魏娜的碩士論文《李賀詩歌中的怨婦形象研究》也只對李賀的女性觀和女性形象做了分類與分析。本文結合李賀的身世經歷、政治理想、生活狀態等因素發掘李賀詩歌中女性形象所蘊涵的多重價值，也是對前述學者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處于社會的邊緣地帶，“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只不過是男性的附庸與陪襯，這使得女性喪失了在文學中被真實全面表達的權利。而隨著文學走向自覺，文學被神圣為載道工具，更使文學中的女性訴說成為不被允許和不可能。即便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出現，實質上也是男權話語建構的結果。在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以物化的形式被表達，從而取代了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個別性和真實性。她的歡樂苦惱，她對生活的體驗，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在男性文人的作品中很少能有客觀的展示，她們成了男性情感、情緒的載體，是男性在悲苦情境中不可或缺的構成元素。 中唐詩人李賀對女性高度關注，在他絢麗奪目的詩卷中，以女性為內容的詩歌占了相當大的篇幅。李賀流傳下來的240多首詩歌中，寫及女性的近60首，詩人從中建構了一個姹紫嫣紅的女性世界。李賀的女性世界由虛幻世界和現實世界構成，虛幻世界中有瑤姬、青琴、神嫗、王母、嫦娥、湘妃、妖鬟、弄玉、貝宮夫人、巫山小女、蘭香神女等仙界女子，也有蘇小小、李夫人、唐姬等冥界女子；而現實生活中，有情意綿長的閨中少女、懷人思婦，嫵媚艷麗的館娃、衛娘，令人同情的宮女、侍女、婢女，高貴美麗的公主、妃子，亦有平凡的越婦、吳娥、楚女。極富才情的詩人，用豐富的想象、善感的情思、敏銳的文心，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子，盡管對這些女子的情感表達參差不齊，有些甚至沾染有尋求感官刺激的頹廢情緒，但作為詩人生活方式與曲折經歷的藝術折射，我們大抵可以憑借其激越跳蕩的音符，聆聽到詩人凄苦的心聲，尋索到他一生的坎坷蹤跡。從這些詩篇中我們可以探視出詩人對于不同女性的不同態度和情感傾向，并從某種程度上體察到詩人的思想深度。 李賀有《七夕》、《大堤曲》、《蘇小小墓》、《洛姝真珠》、《申胡子觱篥歌并序》、《惱公》、《追和何謝銅雀妓》、《花游曲并序》、《牡丹種曲》、《石城曉》、《拂舞歌辭》、《榮華樂》、《相勸酒》、《將進酒》、《許公子鄭姬歌》、《莫愁曲》、《夜來樂》、《舂懷引》、《少年樂》、《上云樂》等近20首描寫歌妓的詩歌。在對妓女身份的描述中，李賀著力最多的還是對其卑賤性的描寫。她們毫無自尊的如同商品一樣出賣自己的色藝，她們生活的全部意義就在于供他人點綴生活、玩賞消遣。在《大堤曲》中有“大堤上，留北人”；在《洛姝真珠》中有“玉喉鄖郠排空光，牽云曳雪留陸郎”，搔首弄姿、投懷送抱、故作風情，毫無羞澀廉恥。然后卻是：“莫指襄陽道，綠蒲歸帆少。”(《大堤曲》)“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唇醉。”(《洛姝真珠》)“漢苑尋宮柳，河橋閡禁鐘。明月婦中覺，應笑畫堂空。”(《惱公》)客人們在一夜歡娛后再次回頭停留的可能性極為渺茫。“自從小厴來東道，曲里長眉少見人”(《許公子鄭姬歌》)；“價重一篋香十株，赤金瓜子兼雜麩。五色絲封青玉鳧，阿侯此笑千萬余”(《夜來樂》)。她們如同商品一樣供人比較、挑選、更換，結果是有人被捧紅，無限風光，有人因不再新鮮出眾而備受冷落。卑微的身份使李賀在日常生活中被邊緣化，在由達官貴戚構成的主流社會生活中，他常常只能以配角的身份參與其中而無法真正擁有這樣的生活。在《花游曲并序》中云：“寒食諸王妓游，賀入座，因采梁簡文詩調賦《花游曲》，與妓彈唱。”諸王讓李賀參加他們攜妓而游的踏青活動，并不是因為他位高權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李賀創作出應時應景的優美詩歌供歌妓彈唱助興。為出游添加一些亮麗、歡樂的色彩。在某種程度上說，他與這些歌妓一樣是供人娛樂的點綴品而已。“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花游曲》)。在《相勸酒》中云：“矐蠵矐熊何足云?會須鐘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惜情，橫波好送雕題金。”《將進酒》云：“烹龍炮鳳玉旨泣，羅帷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避鼓。皓齒歌，細腰舞。”無論是多么光彩照人，技藝精湛，只不過是娛人的工具而已。因此，李賀因脫離現實的自我期待而引起的安全與歸屬需要的缺失，因理想的不可實現而喚起的敏感時間體驗和失落彷徨，與其詩中妓女群體因無所依托、欲愛不得而引發的感情歸屬的缺失，因青春凋零、無人垂憐而生的光陰無情、落寞孤獨的感受是極為相似的。這一系列的同構性，使詩人能從精神層面上與妓女群體貼近，進而產生理解和共鳴。李賀對這一群體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描寫和挖掘實質是將其作為心理的投射物，完成對自身命運的審視和悲慨。正是因為如此，他對妓女的描寫弱化了色情妖冶的成分，而是著力展示她們出眾的才藝、飄零的身世及兩者之間構成的巨大反差，并于其中蘊涵著一種贊美、同情。
崔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