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2001-07-20
又是一年高考至，熱風苦雨奈何天。不知發端于何時的、年年一個模式、萬變不離其宗的“標準化”試題，對學子們無疑又是一次煉獄般的折磨。看著這些在書山題海中艱難跋涉進入臨考前“百米沖刺”的學子們，不由想起一個與他們的命運攸關的話題，今年高考的語文試題又會是啥模樣？
著名作家王蒙曾經做過幾次中學語文標準化試卷，成績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績也只有60分，因而他不得不發出“現在的中小學語文教學不改革不行了，中學的語文試卷連我也做不出”的呼吁。無獨有偶，知名作家王周生、葉辛等看了上海1998年高考的作文卷后說：“這道題目我們也寫不出。”這是知名作家們對中學語文考試題的感受。大學教授們又是如何評價的？《中國青年報》1999年4月26日提供的一則相關報道便能窺其一斑。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面對著這份試卷（1998年全國高考語文試題）腦子里一片空白，我讀考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題目要求就費了極大的勁，有的至今也沒有弄得太清楚……”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童慶炳說：“一直聽說語文高考試題‘難’，但在讀完1998年語文試題后，對它的‘難’還是大吃一驚。我想我要是在1998年參加高考，語文肯定是不會及格的。”
語文熱衷于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選項的“標準化”考試，盡管已引起學生、社會的強烈不滿，但絲毫沒有影響命題專家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謂標準化試題摧殘學生。現行高考的特點，是不斷強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據說是為了減少評卷的誤差，在改卷的機制上防止一切主觀性，改卷者可以機動處置，靈活掌握的題型逐年減少，無須改卷者有任何判斷能力的所謂客觀題題型逐漸占據了優勢。于是存心把試題弄得更為詭譎的刁題、怪題、偏題、荒謬題應運而生，以學生為敵的流毒遍于域中。由于試題偏難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現象屢見不鮮，出人意料的“高考狀元”冷門疊出。
題目出得非偏即怪：一個破折號派生出的五六種用法要讓考生在試卷中進行考證選擇，這種類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的考題，若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自嘆不如；有些佳句妙不可言，理應用心去感悟，可修辭專家們非要讓學生去追究用了怎樣的修辭法，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里。”這句話用了什么修辭手法？倘若能詢問朱教授的話，恐怕也未必說得出個所以然來。這些純屬“作者無意，學者多情”的考題，無非是把簡單的問題故意復雜化、神秘化。
語文標準化試題中的“彎彎繞”，為學生設“陷阱”，扭曲了語文學科的本性，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的靈性，也給一些一知半解者提供了得高分的偶然性。選擇題盡管帶有很大的迷惑性，但非此即彼的基本特征又決定了自身含有難以避免的“暗示性”，這就難免會使考生滋生一種投機僥幸心理。有的考題完全是以出題者死板的思維模式去“規范”學生，為難考生。這種以考生為敵的考試題不能真實地測試出學生的語文能力，倒給一些平庸之輩提供了“蒙混過關”的空子。如“部首、筆畫、成語典故、古代文化常識、中外名家名著”等考題，哪一道題不是一查便知，考完即忘的“死知識”，這樣的考查，能考出考生的運用能力和終身受益的語文素質嗎？
有的作文題憑命題者的主觀意愿規定了寫作的內容、價值取向。要把考生的思維與寫作強行納入到一個早已預設好的、符合社會公共意志與規范的、幾乎沒有個人意志和創造空間的模式之中。如1998年全國高考作文題：《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戰勝脆弱》，對題目中所要求的品格缺乏真實體驗的考生們，只好用“瞎編”以應付，于是，“父母雙亡”考驗下“戰勝脆弱”的假話洋洋大觀充斥于考生試卷中，這樣的考查又在迫使廣大語文教師培養學生什么樣的學風和人品呢？
愛因斯坦在《教育論》中曾說：“一個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意愿的規矩的統一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社會。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人。”試題標準化的要害是思維標準化。學生只能在預先確定好的思維框內思考，決不允許有個人的獨立見解。教師的一切努力，都必須有助于提高學生判斷、選題、填空、簡答等方面的應試能力，讓學生成為做題“機器”。怎么考就怎么教，學生跟著教師走，教師跟著高考走，高考跟著“專家”走，“專家”跟著感覺走，這是當前中國語文教育界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標準化的“標準”是什么？只不過是“專家”“權威”的主觀隨意性而已。素質教育要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創造能力，而以標準化為主的應試教育則將學生的這種能力扼殺了，學生思維創造的權力被“專家”“權威”壟斷起來了。我們很少鼓勵學生有批判的精神，不鼓勵他們自由的思想，不鼓勵他們有自己的見解與立場，更不鼓勵他們有堅持自己立場與觀點的勇氣，強求一律，思想認識上稍有不齊，便以分數加以剪除。分數幾乎成了教育的異端裁判所，以分數維持思想的專制，扼殺自由探索的精神于未萌，無怪乎《中國青年報》稱中小學的語文教學是“禍國殃民”了。（洪云卿）(《雜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