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照是西晉這一亂世中的一位杰出詩人。他的詩歌魅力獨特，不僅征服了同時代的許多讀者和詩人，而且也深得后代詩人與詩論家的贊許。然而由于生不逢時，出身寒門，一位才華橫溢且極有抱負的志士，就只能做“郁郁澗底松”了，《擬行路難》（其四）就是的吐“郁”之作。
自從先秦時期以來，孔子社會責任感和功利意識最為強烈，由他建立起來的儒家學說體系所表現出的政治實踐精神最為鮮明。儒家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要求讀書人“立功”“立德”“立言”，清楚地說明了政治服務應當是個人道德的自然生發。從孔子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自己所承擔的使命和所要走的道路，有一個自覺的、普遍的認識，就是要求參與社會政治實踐，積極入世，在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方面積極進取，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有所成就。
西漢武帝以后，官僚多以經術起家，他們授徒講學，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其子孫承家學，繼續為官。久而久之，到東漢中葉出現了世代為官的大姓豪族。魏晉南北朝時，選官專看家世聲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況，由大姓豪族發展而成的士族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他們通過互相聯姻構成一個貴族統治階層，制訂或形成一整套維護自身等級特權的門閥制度；按門第、品位的高低，分享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特權。在這種制度下，家世成為衡量身份的最高標準，只有那些祖上有人做過大官，而且代代相繼為大官的人才被歸為士族。
森嚴的門閥等級制度，造成了一大批不學無術的奢侈淫逸之徒，他們往往占據著朝廷的主要職位，而象鮑照這樣的寒門出身的弟子，常常不甘于自己低下的地位，迫切地想憑借自己的才智，在上層社會找到一席之地。《南史》本傳載：（鮑）照嘗謁臨川王劉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于是奏詩”。但在豪門士族的壓抑下，他“有志難獲騁”。自步入仕途后，就一直沉淪下僚，常常是在貧病交迫之中艱難度日，正如錘嶸所說的“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詩品》卷中）。
漫漫求索而不得，鮑照將滿腔的愁悶之情與怨憤之氣迸發為詩，他的許多詩歌表現的就是其建功立業的愿望和寒門之士飽受壓抑的痛苦，其中充滿對門閥社會的極力抗爭，代表著寒士的強烈呼聲。《擬行路難》（其四）就是代表。詩歌在平淡的外表下蘊含著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在這一點上，李白與鮑照非常相象。這也許就是杜甫拿“俊逸鮑參軍”來形容李白的原因吧。
巨東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