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的國度里，杜甫無疑是其閃耀著的一顆巨星，千載而下，熠熠生輝；斯人已遠，而詩魂長存。
書桌上，放在幾本杜甫的書籍。“昔我往矣”，書生意氣，作為一名學生，每每讀杜甫的詩文，總會為詩人流幾把辛酸淚；“今我來思”，為人師者，當我沉重得捧著詩人的詩文時，也總是噙著淚水。然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詩人的詩文，教導我們的學生怎樣為學、為人！
值此講授《又呈吳郎》之際，我感受頗深，撰寫此文。
這首詩的大致寫作背景我們應該比較清楚了：唐代宗大歷二年（767年），離詩人生命終結僅三年的時間，而此時，安史之亂已經結束四年了。但是，老詩人曾經幻想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歸鄉之夢已然落空，他所依托的友人嚴武病逝了，失去了依憑的杜甫離開了成都草堂，帶著家人，登上了那葉漂泊的孤舟，漂流到了夔州，住在瀼西的一處草堂。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貧窮的老寡婦經常過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后來，杜甫將草堂讓給了一位吳姓親戚（即詩中吳郎）。不料這位吳郎一來就在草堂外圍插上籬笆，有意不讓打棗。老寡婦向杜甫訴說，杜甫便寫了這首詩去勸告吳郎。就在寫完《又呈吳郎》的第三年，羸弱不堪的老詩人漂泊完了僅59個春秋！
詩人自己說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煉字煉句是他自覺的追求，就像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偉大的政治理想一樣。但是，這首詩卻不事雕琢，平白如話。那為什么它猶能散發出杜詩的魅力呢？明人王嗣奭說得好“此亦一簡，本不成詩。然直寫情事，曲折明了，亦成詩家一體”。的確，到詩歌的最后一聯，“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老杜的眼光離開了那幾株削瘦的棗樹，離開了那位比棗樹還要削瘦的老寡婦：戰亂年代，征賦無窮，和她一樣身處水深火熱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想起這些，我就不禁涕淚橫流，痛心不已！于此，你是否看到了一個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臉，面色凝重，滿目憐憫，讓人沉重嘆息不已呢？是的，的確如此。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康震在“百家講壇”曾經講過，杜甫之所以被譽為“詩圣”，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他“推愛及人”。梁啟超先生更說過，杜甫是“情圣”，因為“他的眼光，常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這一層的可憐人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們的情緒，別人傳不出，他都傳出”。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詩人自己在同情廣大受難者的時候，卻總是忘記了自己的苦痛。試問天下蒼生，又有幾人能如此呢？
葉燮在《原詩》說得好：“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多么中肯啊！的確，杜甫的心，屬于他的人民。即使自己再無助，他也從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一生的理想。憂國憂民的大事本應該是那些高權重位者的，他不過是一“杜陵布衣”，一“少陵野老”，一以舟為家的流浪漢，一衣食無著落的貧民中的貧民，也許，他現在最應該做的是如何養家糊口，可實際上，他卻執著一念，始終關注著普天下蕓蕓蒼生。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家庭，在他的骨子里頭，有著儒家的“仁愛”思想。你看看，終日在外奔波，自己的小兒子卻餓死了，身為人父，他當然悲痛不已但馬上又想到普天下比自己更貧困不堪的老百姓，包含血淚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痛徹心扉的詩句；即便自己已走投無路了，還是關注著戰場上的將士，戰亂中千千萬萬的黎民百姓，想到的是“戎馬關山北”，而他更多的是“憑軒涕泗流”！
杜甫就是這樣一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人，對自然，對萬物，對人，有一種近乎執迷不悟的愛，無視自己的命運和苦難，無視自己的顛沛流離。當他對比自己更苦難的人毫無矯飾地表現這種愛的時候，仿佛自己已經是鐘鳴鼎食的王公。也許他的確是，在精神上，他永遠是富翁，因為他擁有如此博大的仁愛情懷！
至此，不禁想起一則五柳先生的故事：陶淵明在當那個只能掙五斗米的彭澤令時，任職八十余日，并沒有帶家人一起上任。有一天，他送了一個仆人給兒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說：
“我把這個人送給你，幫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別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多么平淡的幾句話啊！然而也是如此的震撼人心，短短幾句話，也不遜于他的那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吧！因為與其空談政治，遠離官場，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邊，平等地對待周圍的人，真正去關心那些需要關心的人。
千載而下，已到了21世紀。據說，21世紀的社會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放眼當今的教育，我們更多是教孩子做個“強人”，從智力到體力到才藝。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古人尚能把“傳道”放在首要位置。為人師者，我們似乎欠缺了些什么？我們所提倡的素質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終極是什么？從杜甫，從陶淵明，從韓愈這里，或許，我們能找到一些令人欣慰的啟示！
惠來一中 方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