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屋中的清醒者
--讀《在酒樓上》有感
呂緯甫與“我”一樣，都是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鐵屋中的清醒者”。他們都有過“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然而當希望破滅后，他們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從前，呂緯甫是個“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進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動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青年呂緯甫和“我”一起當教員時，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呂緯甫，卻是在教“子曰詩云”；中年呂緯甫，也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滿懷遠大抱負，甚至認為自己指揮土工們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個敢“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無神論者，現在的他，卻會將人的死去歸咎于“沒有這一份好福氣”……總之，如今的呂緯甫與年輕時的他相比，判若兩人。
在短短一席交談中，“無聊”一詞呂緯甫共說了六次之多。另外呂緯甫的話中還有幾個高頻詞：“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雖模模糊糊，卻并非懵懵懂懂。這樣的詞語出自他的口，說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還親口承認“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這正是鐵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討厭自己，說明了他雖然想世俗妥協，拋棄了理想與激情，卻沒有拋棄自己信奉的價值判斷標準。他雖然成了“退步中年”，卻又未完全墮落沉淪。
小說中呂緯甫向“我”講述了三件他自己經歷過的“無聊的事”：為弟弟遷葬時，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堅持把舊墳里的泥土裝進新棺材；為船戶女兒阿順買來剪絨花，阿順卻已死于誑言；自己不再教“ABCD”，轉而去教“子曰詩云”。他之所以將這些事情稱之為無聊，是由于他身為一名接受過新思潮的知識分子，面對諸多社會弊病卻無力做出任何改變，只好將自己的生命耗費在日常瑣事里；瑣事也罷，有些事根本連瑣事都稱不上，比如遷葬和買剪絨花，全是自己一廂情愿的無用功。
魯迅故意采用了“對話體”的形式，把兩個有著相似經歷的知識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實是讓第一人稱的“我”通過眼前的呂緯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魯迅身為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他了解新型知識分子。他對新型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曖昧的。通過《在酒樓上》中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剖析與審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對于當時的新型知識分子持有既批判，又體諒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