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陽貨》里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這段話主要說明了文學的社會功用：詩歌可以用來感發(fā)人心，使人由此及彼聯(lián)想到其他事物（興）；又能用來考察政事得失（觀），還可以使人養(yǎng)成共同的價值取向（群），也可以用來指斥時政善惡（怨）；從切身之事來看，可以用來侍奉父母親戚（侍父）；從大的方面來看，還可以用來侍奉國君（侍君）。
細心的同學會發(fā)現(xiàn)我并沒有翻譯、解說最后一句話。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我疏忽了，而是另有原因。歷來對孔子闡述文學功用的認識大都拘囿于它的社會功用，而忽視了文學對于人們認識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并進而由自然感發(fā)人心的美學功用。而對于先秦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認識，大都把美學的理論和實踐歸于莊子，這是事實，但并不客觀。其實呢，孔子早在莊子之前就發(fā)現(xiàn)了文學的審美作用，而且孔子認為這種審美作用是起著決定的和基礎性的作用的。所以孔子先表述了“可以興”，又以“多識于鳥獸蟲木之名”收束。由此可見，孔子對文學的審美作用的表述，確確實實是早于莊子的。
在這里，我并不是想辨明誰對文學的審美作用闡述得最早，主要的目的是想讓同學們明白：多識鳥獸蟲木之名，對于語文學習有著很大的幫助作用！例如《詩經》里的植物就達135中之多，既反映了先民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又的確起到了學詩“多識于鳥獸蟲木之名”的目的；而且《詩經》里的篇章大都以物比興，如首篇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雎鳩鳥相和鳴來比喻青年男女互相傾慕之情，含蓄而耐人尋味。屈原的《離騷》《橘頌》更是將比興這一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關系，于此另開一新的傳統(tǒng)。
《詩經》《離騷》以降，這種文學表現(xiàn)手法更是蔚為大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漢代的五言詩（有民歌和文人五言詩兩大類）直接繼承了“風騷”傳統(tǒng)，如民歌中的《孔雀東南飛》，整首詩都以孔雀鳥來比興，營造了一種凄涼、悲哀的藝術氛圍，給全詩籠罩了一層濃重的抒情色彩；再如文人五言詩中的《迢迢牽牛星》以星宿來比喻夫妻，也營造了一種凄美、 哀傷、中和的意境。
曹氏父子橫空出世，為“建安文學”增添了巨大的聲譽。曹操感于“百草豐茂……星漢燦爛……”，抒發(fā)了建功立業(yè)、統(tǒng)一北方的“剛健博大”之胸懷。
東晉時期，陶淵明特立獨行，隱居田園，開我國田園詩之先河。他寄情于“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桃李羅堂前，榆柳蔭后檐……”的情景當中，比興寄托可謂豐矣！
南北朝時期，對唐代文學影響深遠的庾信和鮑照，依然承襲這一傳統(tǒng)，興寄遙深。如庾信《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托依依惜別之情于大雁，比興深摯，抒情自然而委婉。鮑照詩歌亦復如此，請看其《擬行路難十八首》其五：“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水乃常見之物，但詩人就在這一常見之物中寄托了個人的身世之感，漂泊之愁，恰切自然。
隋唐以及隋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承繼了這一傳統(tǒng)并且不斷豐富，雖總體上不如前代，亦有各自的特點。
中國文學中因此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或曰“形象”），最著名的當數(shù)“松竹梅蘭四君子”，皆喻人之品格德操。其他諸如：什么春恨、秋悲，什么夏日困聊；什么大雁叫游子，什么鷓鴣鳴興替；什么明月千里寄相思，什么白云悠閑隱逸士；什么黍離荒涼亡國哀，什么寒蟬凄切憂思來……實在是難以盡數(shù)！
不僅僅是古詩文里面蘊含著這么多的審美意象和藝術傳統(tǒng)，就是現(xiàn)代詩文亦不脫此審美習慣，我們學過的舒婷的《致橡樹》就是比較典型的一例：橡樹與木棉，一者陽剛，一者柔美，恰好比興男女，自然圓通而又內涵深蘊地發(fā)抒了詩人對于愛情和獨立人格的深刻思考。再如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評論古今，雄視百代，寄興于“雪”及“雪景”，張目眺遠，“撫四海于一瞬”；馳思飛緒，“觀古今于須臾”：實在是古今詞作中的精品。
古今一脈，這種由鳥獸蟲木以至于自然萬物的感興（xīng），是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個性。這是中華文學，也是華夏文化。不明乎此，閱讀古詩文便覺隔膜，便覺生澀。但愿這篇千把字的文章能夠給同學們一些啟發(fā)，并進而激發(fā)起同學們親近自然、感應萬物的興趣，為你的語文學習帶來別樣的身心體驗！是為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