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幕話劇《日出》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優秀的現實主義力作。
曹禺在《日出》的開頭引述了老子《道德經》里的一段話：“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日出》以交際花陳白露和方達生為串線人物,一方面聯系著黑勢力的代表金八、大豐銀行的經理潘月亭、富孀顧八奶奶等這些“有余者”；一方面聯系著小東西、黃省三、翠喜等這些社會的“不足者”。 這樣便把“有余”與“不足”兩個世界的景象都展現在觀眾面前,讓人們看到了一幅半殖民地都市社會的里外兩面。上層社會的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下層人民的食不果腹、賣身賣命的悲慘生活。
學生出身的交際花陳白露，也曾受過“五四”新思想的影響，是一個有過個性解放追求的新式人物，然而經過幾番生活的打擊后，她最終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向庸俗的社會妥協，成為一個高級妓女，由銀行家潘月亭供養，住在大旅館里，過著糜爛的生活。童年時代的好友方達生聞知她墮落了，從家鄉跑來“感化”她，讓她跟自己結婚并隨自己回去過自力更生的生活。但對社會和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陳白露拒絕了他。此時同樓的孤女“小東西”為了逃避蹂躪闖到她的房間，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陳白露雖全力救助，亦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小東西”被社會惡勢力的代表、黑幫頭子金八手下的人賣到妓院里，最終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擠垮，銀行倒閉，陳白露面對著大量的債務和千瘡百孔的現實，看不見自己的出路，也終于厭倦了在這無望人生中的無聊掙扎，黯然自殺。方達生則表示要與黑暗勢力抗爭到底，劇終他走向了日出的東方。
《日出》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比《雷雨》更成熟，顯露了作家獨特的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劇作充分揭示了產生罪惡的社會根源：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買辦資本對中國金融資產的瘋狂壓迫和殘酷剝削，而這一切災難都轉嫁到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頭上。
作者利用陳白露的客廳和翠喜的“寶和下處”這兩個空間，讓社會上的三教九流盡情表演，從不同角度表現了魑魅魍魎盤據的腐爛的舊世界的殘酷，揭示了“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剝削制度的本質，因而使《日出》既具有了鮮明的時代批判性，又涵括了更深廣的歷史意識。
※李石清則是由“不足者”努力擠上了“有余者”的地位--從小職員，經理秘書，剛剛提升為銀行襄理（相當于經理助理）。作者說他有一個“討厭而又可憫的性格”。發財的欲望像鬼魂一樣附著其身。發財的欲望把他的性格把他變成冷酷甚至殘忍。他丟掉一家老小，拼了命向金錢的寶座攀登。因為偷看了潘月亭的機密文件，知道了銀行的房地產已全部抵押出去了的秘密，他就以此為要挾，取得了銀行襄理的位置。對于這，潘月亭自然是非常惱火的，但由于利害關系，只得暫時隱忍下來了。李石清做了襄理以后，盡心竭力地連兒子害了重病都不顧地替潘月亭奔走買公債，打聽消息。預備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潘月亭其實早巳知道這個消息，并且正以為自己的腳跟已經站穩，已在盤算著如何對李石清進行報復了。李石清對潘月亭，忍氣吞聲，諂媚逢迎，巴結他但心里又恨他；對下，他兇狠自負，鄙視他們“沒有本事”。這種發財的欲望使他失去了人類的同情感。只有在夫人面前，他才吐露真情：“我要起來，我要翻過身來。我要硬得成一塊石頭，我要不講一點人情。我以后不可憐人，不同情人；我只自私，我要報仇”。發財的欲望把他折磨的精神矛盾，甚至瘋狂起來。
面對黃省三的悲慘遭遇，侮辱他恥笑他。李石清給黃省三指明三條出路：第一，你可以去拉洋車去。還可以到街上要（飯）；第二條路，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偷：第三條路是到樓房頂高的一層，邁過欄桿，站在邊上，向外多走一步--自殺。“你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叫你要飯，你要顧臉，你不肯做，叫你拉洋車，你沒有力氣，你不能做；叫你偷，你膽小，你不敢做”“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不是替你這樣的人預備的。”
黃省三悲聲帶乞求的說：“我不能死，李先生，我要活著！我為著我的孩子們，為我那沒了媽的孩子們我得活著。！黃省三最后不顧一切地揭露潘月亭這些“有余”者：“是賊，是強盜，是鬼呀！你們的心簡直比禽獸還不如--”，“我現在不怕你們啦！我不怕你們啦！”最后，金錢統治的社會還是逼得黃省三全家服毒自殺。黃省三被救過來了，依然沒有活路，他想繼續自殺，但找不到半文錢去買毒藥。這個罪惡的社會，竟然把人逼到求死也不成的悲慘境地。作者顯然是借黃省三悲慘遭遇來批判這“損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會。在這個金錢社會里，又是怎樣制造出人間種種的慘劇，作家深刻揭露出金錢統治的社會就是一個吃人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