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慶琪
最高尚的文學藝術應使作者和讀者之間達到默契,引起讀者共鳴。就以“漢園三詩人”而論,何其芳以艷麗和流暢著稱,《花環》、《預言》令人目不暇接。卞之琳的隱喻和矜持把新詩引向一個新的高度,變化多端的句法和章法使人贊嘆。而李廣田卻以其樸實無華、真摯和深厚贏得了讀者,盡管他的早期詩作中也有清新、飄逸的精品:一顆流星墜落了,/隨著墮落的/有清淚。/想一個鳴蛙的夏夜,/ 在古老的鄉村,/ 誰為你,流星正飛時,/以辮發的青纓作結/說要系航海的明珠/作永好的投贈。/想一些遼遠的日子,/遼遠的,/沙上的足音……/淚落在夜里了,/像星殞,墜入林蔭/ 古潭底。(摘自《流星》)
然而,他的大多數詩作和散文卻飽含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其早期詩作《地之子》中寫道:“我無心于住在天國里,/因為住在天國時,/便失去了天國,/且失掉了我的母親,這土地。”或許他的大量散文創作像小河流水不斷流淌,“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從而淹沒了他的詩名。況且,其中晚期詩歌創作可能過于散文化,按其大學同學、詩友卞之琳的說法:“中外古今的常例是:寫詩一般都在較年輕時期達到高潮。”(卞之琳:《李廣田詩選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這種經驗之談,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三詩人(拜倫、雪萊、濟慈)和“漢園三詩人”均不例外。
李廣田開始創作以詩名,由于一本《漢園集》(與其北京大學同學卞之琳、何其芳的三人詩合集)出版后在文學界影響深遠,日久天長,“漢園三詩人”一詞被人們廣為流傳,為文學界所稱道,因而獲得美譽。
大學先后畢業后,三人各自東西,或許是興趣他移,在李廣田后半生的創作生涯中以散文、評論為主,尤其是散文。我曾不止一次讀過他的散文作品,緊緊抓住我的是那情真意切的表述和悲天憫人的內涵,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關(李廣田出生于山東省鄒平縣草頭廟村一農戶家庭,十五歲前入鄉塾和鄉村初級小學讀書并經常在田間勞動)。
從李廣田的全部詩文來看,內中幾乎找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豪言壯語,其內容均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以及山山水水,恰恰就是這些小人小事,經過作者的白描手法,傳遞給讀者一種親切感:
“但在我平原人看來,卻還不如秋風禾黍或古道鞍馬為更好看,而大車工東,恐怕也不是你們山水鄉人所可聽聞……我讀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鄉,我在那里消磨過十數個春秋,我不能忘記那塊平原的憂愁。”
作者在他祖居的平原上生長,度過了幼年和童年,憑著一塊石頭和幾處低地,夢想著這方的高山與大海,于是寫下了題名為《山水》中的一段。
1944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初版為1936年,1994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新排印的散文集《灌木集》可稱之為他的代表作,可選作品充分體現了:“但我的腳印卻永踏著土地,/我永嗅著人間的土的氣息(摘自作者1933年詩歌〈地之子〉),現錄其中〈桃園雜記〉一段,即可見其散文風格:
“……最好的時候大概還是春天吧。遍野紅花,又恰好有柳綠相襯,早晚煙霞中,罩一片錦繡畫圖,一些用低矮土屋所組成的小村莊,這時候是恰如其分地顯得好看了…… 我很擔心,今后的桃園會變得冷落,恐怕不會再有那么多吆吆喝喝的肩挑販,河上的白帆也將更見得稀疏了吧。”
作者或許是出于自謙,將其散文稱之為:“比之于那些高大而堅實的喬木,我這些小文章不過是些叢雜的灌木罷了。”(〈灌木集〉序,1932年,昆明)。無獨有偶,卞之琳在1979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匯集《雕蟲經歷》中,亦自謙為古語所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兩位作家之所以自謙個中原因不得而知,不過,古今中外絕大多數大學問家,文壇名人(當然也包括自然科學界名人)皆虛懷若谷,不事張揚。李廣田、卞之琳兩位作家其詩文一般均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作為他們的學生,在當年南開大學課堂上和之后數十年與他們的頻繁交往中,我深深感受到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之琳師平素沉默寡言,與其熟識后他又十分健談,教書、譯作精雕細刻,一絲不茍;廣田師熱情真摯,平易近人。在我和他們交談和書信往來中,彼此之間似乎不是師生關系,更像是親密無間的朋友。
補記: 2005年10月,我曾以《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為題談及卞之琳、何其芳的早期詩作,文章發表后一些文友曾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這篇文章有意或無意漏掉了“漢園三詩人”另外一位--李廣田?朋友提出這個問題早在我意料之中。當我落筆寫《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時曾考慮再三,雖然談的是卞之琳、何其芳的早期詩作,我把論及的范圍縮小到僅限于愛情詩,而在李廣田早期詩作中沒有一首涉及愛情,故而從略,擬擇日另寫一篇文章以紀念我的老師誕辰100年。
(另:由于本文作者筆誤,《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一文第四節第四行中,‘1936’應為‘1937’。今借此文之末改正,以免以訛傳訛。)
2006年10月-11月成都--海口